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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枣庄先生是同时代人,都是进入新时期以后进入学术界的.1979年暑假,我在成都市和平街（原骆公祠街）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书库古籍阅览室查阅苏轼乌台诗案资料,于此和枣庄相识.他告诉我关于乌台诗案需读三种书——《东坡乌台诗案》《诗谳》和《眉山诗案广证》.我甚佩服他于文献资料之熟悉.此后我们一同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同作为助理研究员被录取,但随即四川大学中文系杨明照先生请枣庄回去主持编注《苏轼全集》,我则于1981年初到四川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1984年由枣庄介绍我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写作《柳永》小册子.枣庄数十年来是我在成都的最好的老友,他对学术事业的执著和勤奋,尤其成就之丰硕和卓著,是我学术友人中甚为罕见的.
1956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此年枣庄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政治学和哲学.1975年在“评法批儒”的社会思潮中,苏轼因曾经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认为是儒家,属于反动派、顽固派,典型的政治投机者.枣庄向来景慕三苏的为人,他认为：“儒家未必不如法家.骂苏轼为反动派,我也无所谓,这是政治问题,立场问题,时过境迁,立场一变,结论也会变.骂苏轼是顽固派,我更无所谓,因为顽固也可以说是立场坚定.骂苏轼是投机派而且典型,我就完全不能接受了,因为这是人格问题.投机者,迎合时势以谋取个人私利是也.”由此他决心系统地研究苏轼.清代学者王文诰以一生的精力完成《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他在《苏诗总案》里写了《苏海识余》,以为关于苏轼的研究如面对汪洋的大海,故称为“苏海”.枣庄自1975年,孜孜不倦地由苏轼研究开始,发展为对三苏的全面研究,迄今已四十余年.今由巴蜀书社出版的《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计收《历代苏轼研究概论》《苏轼评传》《苏洵评传》《苏辙评传》《三苏选集》《三苏文艺理论作品选注》《苏洵苏辙论集》《苏轼论集》《三苏姻亲后代师友门生论集》和《苏辙年谱》十种,这是枣庄研究三苏的成果的汇集,亦是总结性的标志.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因受到庸俗社会学观念的支配,充分肯定王安石为杰出的政治家,而变法是具有进步性质的政治改革；认为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故而是“大地主阶级顽固派”,“他在政治上站在旧党一边,没有看到新法对人民有利的也是主要的一面”,“他的政治观点基本上是保守的、顽固的”,苏轼“反对新法的诗歌一般说来表现了保守落后的政治倾向”,因此苏轼不断受到政治批判.进入中国历史新时期后,学术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以新的观念和方法重新探讨学术问题.这时重新评价苏轼,就成为研究宋代文史的一个突破口.然而当时王水照、朱靖华和刘乃昌等学者试图说明苏轼虽然曾经反对新法,但后来在《和滕达道书》里表示了忏悔,认识到过去反对新法是拘于“偏见”,“所言差谬”.此见解实源于1957年漆侠之说.苏轼在贬谪黄州时期和友人滕甫第十九书云：“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漆侠认为：“苏轼的这个忏悔书,不单单表明了他自己的政治态度,而且表明了和他同一类型的动摇派分子的政治态度.”这似乎可以说明苏轼的政治态度是前后不一致的,是变化的.他既然对自己反对新法表示忏悔,则可从维护变法的角度予以原谅了.枣庄于《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第3辑发表《论苏轼政治主张的一致性》,认为：“王安石主张变法当然是革新派.但革新也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苏轼一生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不能因此就说他反对变革,只是他们的具体变革主张不同而已.因此,我认为不但不应该把苏轼划入顽固派,也不应把他划作‘动摇’的‘中间派’,而应把他划入革新派.只是他算不上激进的革新派,而是具有更多的改良色彩的革新派.”枣庄继于《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发表《苏轼〈和滕达道书〉是忏悔书吗》,在考辨第十九书的写作时间的基础上认为：“当时,他和滕达道在政治上的处境都很困难,因此,他对老友进京可能出现的问题说：我们错了（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他们对了（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不要再‘哓哓不已’了,否则忧患愈深.这和其说是对过去反对新法表示忏悔,还不如说是在劝老友以言为戒.戒则戒矣,但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就是这封信的基本精神.”这样给苏轼以新的社会评价,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枣庄发表此两文时尚下放在中学里教语文,《文学评论》的编辑侯敏泽支持枣庄的意见,使它们能在权威刊物发表,可见当时学术界的公正态度.1981年枣庄的专著《苏轼评传》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对苏轼的评价,他认为：“王安石变法毕竟也是地主阶级的改良,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实际推行的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怎么能因为苏轼反对这样一种变法就全盘否定苏轼呢?”“我们应该如实承认苏轼一生都在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一生也主张革新,只是具体的革新主张和王安石不同而已.他一生不仅在文学的各个领域颇富革新精神,而且在政治上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丰财’,‘强兵’,‘择吏’的革新主张,并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宋王朝的‘丰财’,‘强兵’,为巩固宋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工作.他一生光明磊落,直言敢谏,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苏轼不仅是政治上主張革新的,而且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也颇富革新精神,取得了巨大成就,产生了深远影响.”枣庄对苏轼的评价表现出学者的锐气和个性,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奠定了他研究三苏的学术基础.他的学术见解得到了学术界的支持,而他也由此成名.我之所以回顾这一段历史,因它是枣庄学术的光辉起点,而且在学术思想史上是有一定意义的.
至于对王安石的评价,这涉及到苏洵的《辨奸论》.是文中的“奸”是指王安石.宋人邵伯温于《邵氏闻见录》卷九记述富弼于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谈到王安石“至得位乱天下,方知其奸.”清代学者李绂和蔡上翔开始怀疑《辨奸论》为邵伯温所作.1974年史学家邓广铭认为：“邵伯温却把苏洵装扮一个预言家模样,料定王安石必然要执政当权,届时又必然为祸天下等因而邵伯温的此文此书一出,立即出现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情况在士大夫当中被普遍哄传开来.王安石的真实精神面貌,从此就被邵伯温所勾画的一副鬼脸给掩盖住了.”刘乃昌的《苏轼同王安石的交往》发表于《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认为《辨奸论》绝非出自苏洵的手笔.枣庄随即发表《苏洵〈辨奸论〉真伪考》,他说：“我在研究苏轼的过程中,发现苏轼同王安石的政见分歧实际上从苏洵就开始了.过去有人说苏洵《辨奸论》是伪作,但我从苏洵的其他文章以及苏洵的同时代人,特别是苏洵的友人如韩琦、张方平、鲜于侁等人的言论中,发现了大量和《辨奸论》相似的观点,证明《辨奸论》对王安石的不指名的批评并非‘一反众议’,而是当时的‘众议’之一,只是用语更加尖锐而已.”他认为苏洵对王安石的厌恶开始于嘉祐元年（1056年）以前,苏、王相诋开始于嘉祐元年初次相识之时；其后矛盾越来越尖锐,到嘉祐六年（1061年）在苏轼兄弟应制科试的问题上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之母死,苏洵独不往吊,而作《辨奸论》.文章的观点和用语和苏洵的其他著述一致,说明它确为苏洵手笔.这从一个方面可见到北宋当时人们对王安石人格所持的否定意见.因此这样的考辨是研究苏洵的一个不应回避的重要问题.关于苏辙的研究是向来为学术界所忽略的.苏辙曾参和了王安石变法,在此期间突出地表现出特殊的政治革新的主张.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朝廷设置三司条例司以推行新法,苏辙为三司条例司属官.枣庄认为苏辙向神宗皇帝上书,批评神宗继位以来所施之政“失先后之次”,提出以治财当先的革新朝政的主张.在这个问题上,苏辙和神宗、王安石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这大概就是他们把苏辙安置在变法机构任职的重要原因.但在如何理财的问题上,苏辙同神宗、王安石的看法就不一致了.从“去事之所以害财者”出发,苏辙首先主张去冗官,减任子自大臣始,百司减员；其次是去冗兵,去冗费.由于苏辙反对“求财而益之”,因此他在条例司同王安石发生争论,对青苗法、盐法和铸钱等问题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并于此年八月写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对新法作了全面批评.枣庄指出,由此可见在政治革新和实施变法的问题上政治家们主张的复杂性,因而进一步肯定了苏轼和苏辙皆是北宋的政治革新者.枣庄发挥了于哲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上的个人学术优势,在关于三苏的研究中能在新时期拨乱反正的社会学术思潮的背景下去探讨三苏和王安石变法的关系,重新肯定了三苏进步的政治革新主张,给予三苏以合理的历史定位.这是他对中国学术发展所作出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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