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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财政部长和高盛集团前董事长亨利·保尔森（Henry M. Paulson）与中国的业务往来无人能比.在他的新书《与中国打交道》中,借鉴其以往经验,为企业讲述如何在中国运作,以及在未来如何合作提供了真知灼见.
保尔森最为人所知的,是其在布什第二届政府担任财政部长,尤其他审慎地处理了2007年因次贷市场崩溃引发的金融危机.而且,从2006年起,保尔森要求并被授权与中国展开一系列战略对话,一直延续到奥巴马政府时期.
保尔森在担任美国财政部长前,就已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在高盛任职期间,他毫无悬念地接手了公司的亚洲办事处,他对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深信不疑.在离开美国财政部后,与中国合作成为保尔森的重心.
除了关注环境保护,与中国各领域合作,成为保尔森的毕生工作,在其书中详述了他长达25年的中国之旅.
“为何要帮助中国?”
2014年,保尔森回答了一批美国金融高管的问题,包括其中一个尖锐的问题：“你为何要帮助中国?” 某种意义上,《与中国打交道》从多个层面回答了这一问题：“中国成为二战以来最强大、最可怕的经济竞争对手.”
保尔森任职期间,到访中国约70次,他助力高盛赶超竞争对手摩根士丹利；与众多中国公职人员和商界领袖建立伙伴关系和友好关系；虽然存在巨大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但中美两国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为此,保尔森学会应对一些不透明的决策过程,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改革.
在本书前半部分,保尔森重点强调了高盛在中国进行的几项重要交易.其中两项是帮助两家重要的国有企业公开发行股票,中国的改革派希望利用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责任和标准,进行必要的改革.他们极力推进私有化改革,不仅提升中国竞争力,也为加入世贸组织铺平了道路.
该策略初步试验于改革急需资本投资的电信业.1997年初,保尔森和高盛负责指导中国电信IPO,吸引投资者,再收购其他省份的电信部门.用保尔森的话来说,本次IPO呈现了“变革性”：新时期的中国在全球市场凸显,其他国有企业也可以步其后尘发行股票.
高盛进行的另一项重要交易是重组广东一家控股公司,保尔森将其形容为“在中国开展的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即使在繁荣时期,中国经济也因缺乏现代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始终步履蹒跚,其中一个解决方案是成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ITIC）,这是与外企成立合资企业的一种手段.急需的资本推动了保尔森所说的“经济大规模突飞猛进”.
当广东这家公司面临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信贷紧缩时,改革人士宣布严肃对待市场改革：该公司及其债务将面临重组或清算.当保尔森与其团队深查该公司账本时,发现了一堆债务、子公司和无力清偿的业务.他们再次选出该公司表现最佳的核心资产,希望以此安抚势必遭受了该公司众多债务重创的贷方,告知他们最终将得到赔偿,即使利润减少仍会获利.
这是一个里程碑事件.自1986年以来,中国实施了破产法,但广东这家公司是第一个适用该法的大公司.该件事表明,将来难以避免倒闭的公司将接受破产和重组处理,而不是政府救助.
珍视私人关系
1999年,国内存在许多缺乏受过良好训练的高管,不利于经济发展,时任总理朱镕基邀请保尔森对清华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评估和提出建议.另外,在保尔森担任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亚太区委员会联合主席期间,在改革派包括广东金融改革的领导者的帮助下,推进了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与云南省政府合作,开发了云南大河流域国家公园项目,这是一项与国外非政府组织史无前例的合作.
这两项举措的开展,得益于保尔森多年建立起来的深厚人际关系,也使他更坚信在中国进行改革的必然性.
2006年7月,保尔森任职美国财政部长面临一系列国内问题要处理,其中包括津贴改革,不过,提出处理美中关系的新方法也是最初的重要问题.这位新上任的财长认为,自1972年尼克松提案以来,推动中美关系的主要是安全问题,但是中美可以在经济领域达成更多共识.当时的布什总统授权保尔森发起战略经济对话,第一次对话于当年12月在北京举行.此次对话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宣布中国将允许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在中国设立办事处.
在首次战略经济对话前,保尔森不得不与国会上的情绪作斗争——他们担忧集中在中国对货币的抑制,这将有利于中国出口,反过来扩大中美两国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多.
但保尔森认为,中国最终要允许人民币随着市场波动,这个问题实际上更为复杂.“对美国工人来说,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以及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和产品放宽市场准入比仅仅调整货币更有利.”在任期内,保尔森成功阻止了众多旨在惩罚中国操纵货币的议案.
次年,保尔森逐渐集中精力应对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始于次贷市场,最终危及贝尔斯登、美林证券和雷曼兄弟等金融巨头,并要求联邦政府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然而,保尔森坚持战略经济对话进程,在2007年和2008年分别举行了两次峰会,他还称赞中国——美国第二大境外投资国——抵住撤出关键资本基金的冲动,从而有助于稳定金融市场.
实际上,直到保尔森离职后,金融危机仍困扰着他.他决定写一本关于该经历的回忆录《峭壁边缘》,但发现该书对于治愈金融危机作用微乎其微.2009年底,在不确定下一步何去何从的情况下,保尔森接到中国大使的电话,邀请他参加次年春天在中国举办的经济论坛,保尔森成为博鳌经济论坛首位美国受托人.
其实,保尔森也意识到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面临的挑战令人望而却步.虽然经济增长已趋平稳,富有的中国人在海外投资的规模史无前例,许多人正考虑移民他国,或已经移民.但过去二十年,因工作、福利和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引发的抗议增加.城市时常面临恶劣的空气质量,随着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这一问题只会继续恶化.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城市美国仅9个,中国却有174个.
不过,保尔森仍保持乐观心态,在本书结尾,他坚持认为现在与中国往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等”最有利的铁证,是在2015年8月,人民币贬值带来的连锁反应,让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之于全球市场的重要性.
（原文于“沃顿知识在线”,有编辑、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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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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