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互联网平台经济中的合作治理是关于本文可作为互联网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互联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目前,互联网平台经济在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垄断、信息不对称、负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作为互联网金融的新形态,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规制对象、结构与目标正在发生转化,因此,建立在多中心治理理论上的合作治理模式比传统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更符合其特点.多元主体间的信任关系是合作治理模式建构的基础,为寻求行业发展与个人权益保护之间的平衡,应设计能使多元主体进行有机联系的互动机制,并予以法律保障.
关 键 词：互联网平台经济；合作治理；政府规制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8）10-0043-08
收稿日期：2018-08-07
作者简介：魏小雨（1991—）,女,河南郑州人,河南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法治政府.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空间与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ZDC012.
随着互联网对人们生活的全面渗透,互联网平台经济这种架构于互联网技术之上的新型经济形态在市场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然而,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爆发力与影响力的同时,互联网平台经济也存在着垄断、信息不对称、负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如何更好地认识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特点,研究并采取适宜的互联网平台经济治理模式,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互联网平台经济中的市场失灵现象
(一)互联网平台经济中的垄断现象
在传统的经济领域中,相关市场的认定需要考虑消费者的需求弹性,且这种需求在不同的消费者之间互不影响.但在互联网平台经济中,互联网平台往往具有通讯、社交、游戏、金融等多重功能,不仅可以一次性同时满足用户的多种需求,且不同的消费群体之间的关联性也极强,如用戶使用平台的需求同时取决于其他用户的使用、平台本身的服务质量及其平台链接内容的数量和质量等.这种“生态”化的平台发展趋势,说明互联网平台经济具有不可忽视的外部性与复杂的网络效应.此时,如果机械地套用工业时代的“垄断”概念对其进行衡量与监管,无疑是不符合互联网平台经济发展规律的.如在被誉为我国互联网反垄断“第一案”的“奇虎公司诉腾讯公司垄断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市场的认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是否具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等问题作了重点分析.同时,判决书中明确提出,互联网平台经济的主要竞争点在于平台之上的增值服务与广告业务.可见,对互联网平台经济进行监管必须跳出传统模式的窠臼,以双边市场为前提进行考察.[1]
(二)互联网平台经济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经济循环中的信息不对称既损失效率,也制造风险,金融机构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工具.这个规律从工业时代延续至今,始终在不断验证自己,直到迎头撞上同样善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互联网.[2]各种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创新,实质上就是对运用技术手段缓解信息不对称的探索.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最大特征在于拥有海量数据的支持,可以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实现信息对称,从而降低交易风险.因此,有学者将互联网平台经济中的双方假定为“完全的信息拥有者”.[3]获取信息的目的在于对其进行分析并作出结论,以此来预测交易对象未来的行动、扩大对交易结果的认知规模.[4]然而,应当看到,供需信息的对接只是整个金融体系中最基本、也最没有技术含量的部分,金融真正的精髓在于任何一种信息不对称都有相对应的损失概率,谁能把这一数值准确计算出来,谁就能够以最小的成本赢得最大的收益.这其实构成了另一个层面的信息不对称——只有极少数金融机构拥有这样的风险识别能力.[5]就互联网平台经济而言,实际上其只是解决了最基本的供需问题,最难的风险识别则从单选变成了多选,皮球踢回给了客户.如国内近几年风靡一时的P2P网络借贷平台,由于社会征信系统匮乏、技术引入率低、运营模式单一,使得出借人、平台和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面临多重风险.
(三)互联网平台经济中的负外部性现象
在互联网平台经济中,负外部性主要指各个市场主体在通过网络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过程中给其他主体带来的危害,即额外的成本负担.因信息搜索结果受到竞价因素的干扰而导致其相关度严重失真,不仅是一种对用户知情权的变相侵犯,而且损害了互联网平台与用户直接的信任关系,不利于平台经济的发展.目前,为用户提供真实的、具有相关性的信息义务与竞价排名盈利模式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搜索引擎服务商在运营中难以平衡的难题.如2016年4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生魏则西因患滑膜肉瘤病逝,其生前称在治疗过程中使用了百度搜索治疗方法并选择前往排在搜索结果首位的医院进行“生物免疫疗法”,结果导致病情恶化.后经各方信息证实,该疗法对滑膜肉瘤并无效果.“魏则西事件”发生后,互联网带来的负外部性现象开始引起各界的重视.国家网信办在对“魏则西事件”的调查结果中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对医疗类服务应加强清理整顿；二是排名算法的标准应从付费数额转向信誉度为主要权重,商业推广应加注醒目标识；三是搜索平台具有先行赔付义务.可见,平台主体在某些特殊领域内具有更高的责任标准与要求.在2016年9月1日起施行的《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工商总局令第87号）中将竞价排名定性为互联网广告,这表明了政府对竞价排名的基本态度.笔者认为,在互联网领域,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千变万化,如果仅依靠政府在问题出现后不断加强立法、管理,成本是十分高昂的.因此,必须采取一种更为灵活的、能够统合更多主体力量的治理模式,以解决互联网平台经济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二、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治理模式转型
(一)规制对象向“平台”转化
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治理中,由于市场是由买卖双方自发形成的,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场所而不具备利益诉求,故此政府规制的重点主要放在监督和保证经营主体合法经营的同时保护消费主体的合法权益上.而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运行是建构在一个个具体的平台之上的,平台不仅与传统的抽象市场一样将有相互需求的主体聚集在一起,促进各方的互动沟通,而且其自身亦具有强大的利益诉求,并切实地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这种功能上的突破决定了政府规制的对象已由抽象的市场转化为具体的平台,治理模式也应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规制向协同、合作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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