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两份杂志两位主编是适合不知如何写两位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两位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一
2016年6月参加中国刊协兰州主编培训班,听《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以“一本杂志和他所倡导的生活”为题的授课之后,忽然有比较一下目前国内两份顶尖的生活类刊物前主编风格和刊物气质的冲动.另一份是《新周刊》（双周刊）,其定位的广告语“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体温”与课题何其相似,又迥然不同.
这么比较,并不严谨.虽然对《新周刊》及其前主编封新城相对熟悉,但仅凭一堂课却不可能深入了解《三联生活周刊》和这位主编.先谈谈印象.
这印象也许可以两帧照片概括.
2015年1月参加《新周刊》年会,给在台上讲话的封新城拍过一张照片：背景是2014年24期刊物封面的投影,封新城在画面右方,投影仪的光束贯穿封新城的身体,在他的额头上印上了杂志的Logo：《新周刊》三字加蓝色框的图标；光束同时将他的影子深深地嵌入了后面平铺开的封面之中,头直指以他的漫画像为主体的封面专题“丑陋的中国男人”,再上面就是那期“中国记忆榜”.几天后,我在我的空间建了一个相册,名为“印记”,并在说明文字里写道：“人刊一体,互为印记等”半年后,封新城投入东方文化,离开了《新周刊》.那次讲话可看作他的告别演说.抓住这一刻,是何树青的一句话给我的灵感：“封新城和杂志是连在一起的,没有杂志,他什么都不是.他绝不会冒杂志停刊的风险.”
6月23日下午,朱伟老师早早到了教室,我走进去时,他正打开课件封面,明黄的底色上,左为标题,右为梯度排列的一群人物,我坐下来,抬头看去,他的身影衬在画面上,我忽然眼睛一亮.这不就是昨天晚上读讲义留下的印象吗?发挥记者个性,培养大写的人,成就杂志品质.上半堂课进一步强化了我的印象.课间休息时,在大家围着他聊天的时候,我将PPT调回封面做背景,在一旁抓拍.就图片来说,并不完美,但我想表达的意思都在里面了：照片体现了他与团队的关系,这个团队让他放松、自信、骄傲,整个画面也体现了杂志看世界的姿态：旁观者.
二
两个顶尖杂志,主编的风格和带团队的方式完全不同.
封新城是东北人,在西北学习工作多年,诗人,圈子里绰号“西北王”；曾在广播电台工作,连续两次获得中国新闻奖；性格中最突出的是江湖气,自然也就免不了好面子讲排场,曾在饭桌上要狠揍一房地产开发商,不是因为他赖账（答应的一套别墅泡汤）,而是因为他贬低那期专题“生活家”.朱伟是上海人,感觉外表颇书生,却是绵里藏针,敢于说不,据说行事风格比较务实.
封新城在即将出版的回忆录《自封新锐》序“我创建了它,它也塑造了我”中说：“写诗让我有语感,做广播让我有对象感,而《新周刊》则磨炼和成就了我一语中的的话题能力和命名能力.”“我们自封为‘新锐’,也示范‘新锐’、发现‘新锐’,更营造‘新锐创领主流’的话语空间和价值评估体系.”“《《新周刊》》与国家、社会和时代的基本关系——感知它,纪录它,参与它,梳理它,命名它.”“纵有万般诱惑和跌宕,内心总守护着一个律条——做一个有温度、有价值观的媒体.”他的基本理念、思路和做法尽在其中了.
在编辑部,封新城有绝对的个人权威.周可戏称为“高压统治”.比如说,早年,选题会封新城会出来主持,在许多编辑记者看来,那就像是审判会.对提出的选题,还来不及解释,就得面对封新城的厉声一问：“从什么角度做?”回答的慢了,或结结巴巴,常常遭遇：“别报了,下一个！”周可回忆道：“‘从什么角度做’多年来像紧箍咒一样,难倒了不少人,但不少有意思的选题也就这么被逼出来了.”曾在《新周刊》工作过的谢立回忆：“那时封总的脾气如同一块黑云,长年沉沉地压在编辑部上空.开编辑会一见封总黑着一张脸,就知道完了,先听他兜头兜脸把大家骂一顿,个个大气不敢出.毙选题更是常见,他总是让你觉得不够、不够,还是不够,充满自卑感和挫败感,连阅读量都赶不上他,这人随时手边一大堆报纸杂志书籍,随手圈起不起眼的消息就是采访、选题线索,扔给你,哼一声,立刻让你讪讪的,觉得自己无能.有时候到下厂前一天了,封新城忽然推倒了全部专题,折腾得每个人都要发疯.”
大概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新周刊》提出来一个杂志定位：观点供应商、资讯整合商和视觉开发商.他们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市场化的媒体,就像是一个商人一样在卖东西,他们卖的是观点、资讯、杂志具体的形态.观点供应商是最核心的东西,在差不多20年的历史当中,作为一个观点供应商,《新周刊》取得了很大的影响,得到了社会上比较广泛的认可.每一个专题,就是一个观点,一个概念,一个新的名词：“飘一代”、“她世纪”、“急之国”、“生活家”、“民国范儿”、“有一种叫成功”等许知远谈《新周刊》时的一段话,可作为注脚：“这份杂志在十年前是中国媒体的标志性杂志,造就好几年的阅读狂热.那时的中国社会既躁动又饥渴,人人都觉得一切都在变,却说不清到底哪些变化了.但《新周刊》却以不容置疑的语调,告诉你哪些变了.每次的封面故事,都像是当年革命标语一样,斩钉截铁.而深感一切坚固的都煙消云散的读者们,则像是找到了可暂时依靠的东西.”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呢.周可,这位杂志“元老”,既是它的参与者,又是旁观者、研究者,对杂志的发展了然于胸：1997年底的一期号外《中国不踢球》成为《新周刊》概念化的起点,这期杂志的成功,是因为它抓到了大家情感的热点,情绪的热点,然后用一个很鲜明的、强有力的观点,通过封面标题清晰、直接地呈现了出来.这个观点态度非常鲜明、倾向性很强,而且这种倾向正好跟广大球迷和读者态度吻合,说出了他们想说,但是又没有办法直接说出来的话.从1998年开始,《新周刊》连续不断地去强化杂志的观点立场,在大家都在广泛的去采集各种资讯,在奔赴现场,去寻找各种各样新闻热点、寻找新闻源的时候,《新周刊》更多的是跟这个新闻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在这个距离的基础之上,形成一个合适的观点.1998年3月的一期《弱智的中国电视》强化了《新周刊》作为观点供应商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并将之从具体业务标题的层面上升到了方法论的层面.《新周刊》在大标题上,在具体文章的标题上,以及透过这种标题对记者、对编辑的要求,都贯彻“出观点”的要求.
总结:本文是一篇关于两位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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