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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梁鸿熟悉而陌生：文学批评家、教授,非虚构作家和小说家.许多年前,我曾经说我很想像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些学院知识分子那样,教书、研究和写作,写论文、写散文、写小说.这个理想中,当然也包含着以专业的方式介入现实的念头.我一直以为,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著述,还在于他们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这是今天的知识分子或作家的羞愧之处.一个人文学者,如果失去对现实的人关怀,不仅会失去人文学者之于现实的价值,也有可能失去历史的意义.我无法预测梁鸿能够走多远,但我对她的努力和成就怀有敬意.
多年前在北京的一次小范围聚会上,说到我的拙著《一個人的八十年代》,梁鸿说她在写非虚构作品.我没有在意她这一句话,还鼓励她集中精力做好关于九十年代文学的研究,我认为梁鸿的理性、历史感、问题意识在他们这一代批评家中是突出的.我们是在一间工厂车间改造的餐厅里午餐和聊天的.在有点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这间餐厅残存了许多特定时代的痕迹.据说这是北京的一种“时尚”.不久读到梁鸿的《中国在梁庄》 《出梁庄记》；然后是《神圣家族》；接下来是我们现在读到的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梁鸿跨越了文类的边界,文本的体积也在增大.无疑,在不同领域,以不同的文体形式写作并不始于梁鸿,梁鸿和许多有才华的写作者一样显示了她多方面的才华和可能.梁鸿角色转换的意义是什么?梁鸿的独特意义是什么?我回想起那次聚会,意识到当时的梁鸿身在北京,已心在“梁庄”.
当我把梁鸿的文学批评、非虚构文本、小说文本等不同类型的书一起堆放在案头时,我想到的问题是：有无可能基于这些文本讨论作为“整体”的“梁鸿”?
二
《中国在梁庄》发表之后的这些年,梁鸿本人有不少关于自己写作理念和文本意义的阐释.当她在面对读者面对自己的作品时,她显示了作为批评家的独到之处,她对理念、技术的解释游刃有余,这些都可以视为“副文本”.但在阅读梁鸿时,我更在意她写作《中国在梁庄》之前的文学批评中对许多现在看来和她的创作相关的一些问题的理解.这里的差别是：之前关于“他者”的解释,可能更让我们了解梁鸿的“初心”和非虚构、虚构文本生成的“心理机制”；之后关于“自我”的阐释,则是基于文本产生的已经选择和修饰过的表达.如果我们把梁鸿的写作视为“整体”,她的创作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关联,则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
在梁鸿的文学批评中,《“重返现实主义思潮”和当代文学理论的转向》,或许是我们进入“梁庄”最重要的通道之一.我未必完全赞同“重返现实主义”就意味着当代文学理论转向的判断,当代文学转向中“现实主义”并未离开,变化的是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但是,梁鸿在对“重返现实主义”现象和相关作家作品的研究中,阐释了她对文学和现实关系的理解,而这些理解正是她进入“梁庄”的理论准备和“初心”.
梁鸿的基本判断是,当代作家和批评家对文学的“文学性”和“现实性”始终没有相对科学和理性的认识,忽略了两者之间的“互文性”：“在批评、文学和中国社会变革的合谋下,技巧、形式、语言、审美等文学的形式本质被作为‘文学性’确立下来,而文学的物质内容,即它的历史属性,却从‘文学性’中被完全清除出去.”a这是反思“纯文学”思潮时很多批评家和学者持有的基本观点.梁鸿认为,这一“确立”和“清除”导致的问题是：“第一,把文学的审美属性和历史属性对立起来,在此意义上,把文学的宏大叙事和个人叙事对立起来,并且形成隐性的等级秩序,这使得文学较少对社会重大问题进行现在进行时的跟进和思考；第二,把中国当代资本改革所产生的现代和后现代心理当作文学的本质内容,因此,对知识、制度、深沉、严肃等的解构主义成为文学最深刻的意义,这直接产生了对历史、道德、社会和文化的虚无主义,以此种方式‘介入’社会现实,只有颓废的伤感,很难产生理性的建构.”b在这样的表述中,梁鸿清晰地呈现了她的理论主张和文学介入现实的方式和重点：不是对立的,而是在相互关系中理解“文学性”和“现实性”；文学需要对社会重大问题进行现在进行时的跟进和研究,不是以“颓废的伤感”,而是以理性建构历史、道德、社会和文化的意义.
回溯梁鸿文学批评中的这些理论主张,让我们进一步靠近了“梁庄”周边的田野,在这片田野上,梁鸿已经踏出一条泥泞的小道.“现实”是“宏大”的,梁鸿要“介入”的“现实”是什么,关注的中心是什么?在下面这段略长的文字中,梁鸿的“梁庄”已经呼之欲出：
“可以说,作家对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在时’集体失语是当代文学最大的症候之一.以笔者长期关注的乡土小说家来说,无论是贾平凹、莫言,还是李佩甫、阎连科,都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成名初期对乡村改革和乡村现实的关注热情,转而进入了对乡村历史和发展史的抽象叙述.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乡村所经历的嬗变、痛苦和生存状态,这些作家几乎没有书写,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缺失,也为读者和批评家所诟病.这是其一；还有一点,即使作家对乡村现实的想象,也显得非常虚假、苍白,没有击中现实的内核.2002年《中国农民调查》所引起的热烈反响可以说是对作家乡村想象的最大打击,虽然它的成功并非在于文学意义,但是,它告诉作家一件事,乡村现实所蕴含的残酷和苦难远远大于作家廉价的虚构和坐在书桌旁的空乏幻想！其次,作家逐渐成为一个和思想无关的专业技术人员,而不在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公共关怀、人道主义精神、社会责任心等,对于作家来说,并非必须的品格.这是20世纪90年代后作家对自己的基本定位,这种定位有它的道理,它表明作家对文学的审美属性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此同时,却也把作家和文学排除到人类精神之外,而后者曾经是文学最根本的属性之一.”c
当我读梁鸿这段文字时,我甚至认为梁鸿作为“梁庄”之子的身份远远大于梁鸿作为批评家的角色.她的《艰难的重返》可以视为她的精神“自序”.她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乡村所经历的嬗变、痛苦和生存状态如何进入文学,文学以什么样的想象方式呈现能够击中“现实”的“内核”.在这里,梁鸿心仪“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角色,《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所引发的巨大反省,也表明梁鸿的写作触及了公共领域的问题,而很多读者和学者也肯定了梁鸿在这个角色中所具有的公共关怀、人道主义精神、社会责任心等品格.但就梁鸿和文本的关系而言,我更倾向于把梁鸿视为人文知识分子,这个身份的内在构成是“梁庄之子”.梁鸿写了“梁庄”的诸多人物,在那些人物的身上和内心,我看到了梁鸿自我痛苦和矛盾的折射.如果说“梁庄”有一个轮廓,我觉得那就是梁鸿的脸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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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梁庄到吴镇梁鸿变和不变 梁鸿既然把吴镇的这群知识分子作为叙事对象，她的感情其实是复杂的，有同情，也有失望；有无奈，也有愤慨读过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近日。
2、 梁鸿微尘里光 “他正在努力攀爬麦地里的一棵老柳树，那棵老柳树枝叶繁茂，孤独傲立于原野之中。他看着东西南北、无边无际的麦田，大声喊着，麦女儿，麦女儿，我是梁光正。
3、 阅读知识分子札记 自我放逐的萨义德萨义德是个知识分子，也是个流亡者。作为身处美国的中东人，时常被美国人排斥；作为经常对中东政策和国家问题发表评论的人，他又不能被。
4、 小如何切入现实近期几部长篇小阅读札记 如果真如亨利·詹姆斯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说的，“小说这种东西在正确观点的指引下，依然是最独立、最灵活、最奇妙的文学形式”，那么人们在谈论这一文体。
5、 让阅读不再孤独 罗传在深圳一家公司做汽车销售。工作以外的时间里，他习惯一个人看书。有些时候，他也会突然萌发出与他人交流的愿望，只是这种愿望很少能得到满足。“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