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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是文化最发达的时代.公元十一世纪中叶,经历过晚唐长期的战乱,宋王朝建立之后就致力于文化复兴,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时代积累,逐渐产生了一大批文化巨人.王国维先生在《宋代之金石学》里面有一段话,“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和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先生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由此可见,这两位著名国学大师都不约而同地把宋代看作文化的高峰.
对于苏轼的文化成就,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苏轼在散文、诗和词各方面都是宋代的大家.文是唐宋八大家,诗是苏黄并称作为宋诗的代表,词有苏轼和辛弃疾,是豪放派的代表.另外苏轼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而他的绘画又是文人画的代表.除此之外,苏轼在思想上、政治上、哲学上、社会伦理学上、博物学上都有很大的成就.
思想的包容
思想的包容跟苏轼从小受到的教育分不开.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历史上四川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文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书不光看儒家之书,其他的诸子百家、小说、杂记等都要博览,所以这里出现的司马相如、杨雄、李白等人,都跟中原地区的文人有很大不同.苏轼是一个非常具有好奇精神的文人,他的博物学知识很渊博.他和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沈括二人在医学、药物学上都有很高的造诣,讽刺的是,他们生前敌对,而死后两人的药方被后人合编为《苏沈良方》.这说明文化的意义是可以超越政治派别的,他们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被后人所认可,所以在流传过程中,文化的力量超越了政治的力量.
苏轼和韩愈被后人并称“韩潮苏海”,韩愈是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他曾经写过《原道》,把老庄和佛教都视为异端,他认为要把其他思想都统一到儒家正统思想之下,这难免显出他思想的狭隘.苏轼就非常不同.他认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中,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精华.他曾写过一篇《祭龙井辩才文》,是苏轼为僧人龙井辩才做的一篇祭文.辩才大师属佛教天台宗,苏轼既喜欢天台宗又喜欢禅宗,当时两宗之间互相有矛盾,所以苏轼在写这篇祭文的时候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他反对儒家和佛家之间互相斗争,也反对佛教内部宗派之间相互攻击.苏轼认为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精彩之处,而且他们所提倡的都是人类精神的普遍原则,就像每一条江河都要流到大海,无论是浩瀚的大江还是潺潺的小溪,都有它自己的意义和价值.
宋代两位文豪苏轼和王安石在政治上是相互敌对的,但更主要的是,苏轼不喜欢王安石的文化观念.苏轼在写给张耒的书信里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王氏即王安石,说王安石的文章固然精妙,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好使人同己”,让大家都要跟他一样.苏轼指出“自孔子不能使人同”,说孔子门下每个弟子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长处.苏轼还做了一个精彩的比喻,一片肥沃的土地,可以生长各样的植物.相同之处是它们扎根的土地,不同之处在于这些草木各自不同.但只有一种土地上可长出统一的植物,那就是盐碱地,即“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这样一来,文化变得单一,思想受到禁锢.这种禁锢是非常悲哀的,所以王安石本人的艺术成就很高,但是他的学生里却并没有几个真正的文化巨人.这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启示就是思想的包容.马克思因为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而愤怒,他说：“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芬芳,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后来王安石政治上的失败,也在于他太好使人同己,听不进批评意见.他的新法成了贪官污吏牟取私利的工具,他的接班人都是祸国殃民的乱臣.这就是“王氏之同”造成的文化和政治的荒漠.反观苏轼,他的思想包容性对我们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
人性的尊严
苏轼爱好玩乐,却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苏轼小时候和母亲一起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因为反对豪强将被杀害,他对母亲说：“我不遗憾,只是不能养老了,但弟弟可以伺候母亲您.”他母亲却对范滂说：“一方面要有美好的名声,另一方面又要享受长寿,这不可能,母亲支持你.你能够跟当今名士一同赴难,作母亲的感到荣耀.”读至此处,苏轼对母亲说：“如果我成为范滂,母亲能同意吗?”母亲程氏就对苏轼说：“如果你成为范滂,难道我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这个故事见于苏轼弟弟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和《苏轼本传》,少年时就受到这样的儒家政治品格的熏陶,对苏轼的影响非常大.苏轼兼济天下的原则是他不能屈服于君王个人的权势,而是尊崇一种道义的原则.苏轼在几篇文章中都流露过这样的思想.比如《张文定公墓志铭》里的最后一段写道“大道之行,士贵其身.维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汉以来,士贱君肆.区区仆臣,以得为喜.功利之趋,谤毁是逃.我观其身,夏畦之劳.”就是说,一个士大夫要遵循天下大道.儒家的道就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道一定是为人民之道.一个士大夫就一定要看重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人格是有尊严的.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大夫认为,哪个君王有道我们就为哪个君王服务.而秦汉之后这个情况改变了,从焚书坑儒开始,很多文学家成为了帝王豢养的人.所以苏轼认为秦汉以来“士贱君肆”,君王的权力没有得到很好地控制,原因在于士大夫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区区仆臣,以得为喜”,皇帝赏赐一个官职就感到非常高兴,人格萎缩、失去底线,就会变成“功利之趋,谤毁是逃”.苏轼认为他作为一个士大夫,哪怕是“谤毁”也要勇于承担.
历史上提到苏轼往往会说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对一切看不惯的东西都敢于说出自己的观点.在王安石政坛当红时,苏轼敢于写万言书,对其新法提出批判.后来王安石调他去当开封府推官,想让杂务把苏轼羁绊住,但苏轼仍坚持批评王安石为政不当之处.苏轼说话得罪了很多人,但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他在《思堂记》里说：“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意思是我的语言发自于我的内心,如果吐出来就得罪人,但吞进去就得罪了自己.苏轼认为,我宁愿得罪人也不要得罪自己,要一吐为快.这是他非常可爱的地方.照理说写《思堂记》就要写三思而后行,而他写《思堂记》的时候却说就是要“不思”才对.为什么呢?他说“君子之于善也,如好 ；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至哉?”作为一个君子, 的反应就是对善事就喜欢,对恶事就厌恶,这还要思考什么呢?一旦前思后想,你就会想到怎样去逃避.人一旦有了反复的思考犹豫,私心杂念就会萌生.所以苏轼就说“是故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若夫穷达得丧,死生福祸,则吾有命矣”,我从来不思考这个事有利还是有弊,错误的我就要反对,像 一样根本不需要思考,遇到生死祸福就是命运,我也不会去回避它.
苏轼的这样一种精神,可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很多中国人的处世智慧,就是怎样变得油滑世故,怎样见人说三分话,或者人前说人话,人后说鬼话,而苏轼是心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君子,他是靠自己直覺的厌恶和喜好来对待自己的人生.所以,他总是那么自信潇洒,对物质方面没有什么追求的兴趣,而追求内心人格的升华.
下面的这两句诗虽然是写给年轻朋友的,但也是苏轼的自画像,叫做“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所谓的诗书是一个文化的代名词,文化品位越高,气质就自然不凡,并不靠外在的化妆、修饰而得来.我们评价一个人,可以说漂亮,但也会说很有气质,漂亮是外在的,气质则是内在的.所以中国要建成一个文化大国,就要在内在气质方面有所开拓.例如国人出境旅游,衣着光鲜阔气,但做出的许多不雅行为却暴露出素质问题.这就是太追求外在而放弃了内在的升华.这种内在精神就是人格的尊严,自己的人格尊严并不是以践踏他人的人格而获得的,人格的尊严一定是相互的,只有有人格的人才知道尊重他人的人格,所以苏轼的人格对我们非常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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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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