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海内外档案探寻中国共运之源是关于本文可作为共运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共运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相关链接]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的研究,早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但迄今关于共运起源的具体经过仍存在着诸多历史谜团.主要症结就在于档案的缺失.
面对残缺的历史拼图,中外学者们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努力扩大档案的搜索范围,另辟途径去接近真相.其中的佼佼者是一对旅英的中国学者伉俪——刘建一和李丹阳.他们利用英国档案和海内外其他档案.同时参考中外书刊、口述等资料,挖掘了许多重大史实,并把视野投向东亚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中国革命放在整个世界的范围之中观察,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观点,得到了海内外党史研究界的认同.
刘建一和李丹阳,上世纪50年代初出生于北京.曾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人员,现为旅英历史学者.他们的父母,乃至祖父母都很早投入了革命队伍.特别是李丹阳的曾祖辈李书城和李汉俊分别是同盟会和中国的发起人之一.在潜移默化之中,这个几代红色知识分子世家独有的气质和秉性已深植入他们的血脉.进而影响了他们的人生选择：躬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迄今他们在这个领域里已耕作了三十余载,在浩如烟海的档案史料中勤奋爬梳,收获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2011年6月中旬,他们受党史研究室等单位邀请,来沪参加“中国创建史学术研讨会”.会后,他们应邀为本刊撰文详述了他们在海内外搜寻与中国共运起源有关的档案的经历和若干研究发现.
一封工人来信促使我们开始了李汉俊研究
1966年“”爆发,我(指刘建一)失学了.强烈的求知欲促使我到处寻书.我把抄家后散在地上的两本《辞海》捡起,包上书皮放在床头.这两本辞海,一本是世界史,一本是中国史,这是我了解中外历史的开蒙之书.在三年的学荒期间,我读了不少的内部读物和世界名著.16岁那年我中学“毕业”,就随母亲由北京来到湖北潜江石油部五七干校,先在于校小学当通讯员,后去学钳工.三个月后又去当兵,不久被调到团电影组任放映员.那时,我除了自学电工、无线电等专业知识外,也广泛涉猎社科类书籍.当年,团部驻在临汾地委党校内,有一个图书馆,使我获益不浅.后被部队选送到山西大学历史系读书.当年历史系老师对教课有顾虑,我便登门求教.从瑞士获博士学位的阎宗临教授,那时卧病在家,我曾多次得到这位博学多才的老先生的亲自指教.还有捻军史专家江地教授,唐史专家李裕民老师也都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在同学中有一批当过知青的优秀青年,其中有李银河(现为知名社会学家)、林春(现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我们常聚在一起交换学习心得和对时局的看法.我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充实自己.1978年初,我脱下军装.在江地教授的推荐下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分在近代政治史研究室.该室人才济济,有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有后来担任首任《近代史研究》主编的钱宏先生等.在那里,我有幸得到了一流学者的热心指导和严格的治学训练.那时每写—文,都要反复修改十几遍,甚至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地推敲.我们至今仍保留这一习惯,发表论文前我们至少要念五遍以上,然后才交给编辑.1981年,我和丹阳合写了《武昌花园山机关初探》一文,参加在武汉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研讨会,这篇论文曾获奖并被收入论文集中.这是我们俩首次成功的合作,以后又合写了《李书城传》等.
“”中很长一段时间,我(指李丹阳)是父母有“问题”的“狗崽子”.1970年初中毕业时,我原本做好了去农村或军垦农场的打算,却被分配到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向阳化工厂当了一名分析工.大约在1972年,北京广播电台首次开播英语讲座节目.为了收听广播讲座,我专门买了适合在山区使用的昆仑牌收音机,每天早上坚持在别人还在睡觉时就爬起来到楼梯上,耳朵贴着收音机,轻声跟着读,还常利用在食堂排队打饭、工厂开大会的点滴时间默默地背单词.后来北京电台开播日语讲座,我又跟着学.我曾边洗衣服边跟着读那很有节奏的日语课文,并自学陈信德编写的《日语自修读本》.
1973年,一些大学首次在北京石化总厂招收工农兵学员.我报名参加了统考,被分到了北师大生物系.当时我想,学生物可能对今后回厂搞污水处理有所帮助.1976年,我大学毕业后又被分回向阳化工厂,到教育科工作.1978年夏,我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入所考试.我记得试题有中外历史、古汉语、英语等,担任监考的是担任过范文澜先生秘书的潘汝暄先生.我原以为进所后顶多能在所图书馆做资料工作.没有想到,在我次年人所后,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丁名楠先生看过我的试卷后,把我领到了他主持的研究室,还让我师从张振鸱先生.张先生严谨治学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学风给了我很大教益.
我之所以能被近代史所录取,除了具备一定程度的外语能力,还得益于我从小就喜欢看讲真事的书.爷爷家有“”前出版的各期《文史资料选辑》,我读得津津有味；外公家买来的《意大利史》等各国史,我也一一翻阅了.在离厂前,我已读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吴于廑等编著的《世界通史》.
1979年,我意外地收到一封从我外婆的老家湖北潜江县寄来的信.写信的是一名对家乡历史感兴趣的青年工人.他希望我能利用在北京和在研究单位工作的有利条件,访问认识李汉俊的老人,收集有关资料.这封信和其他一些因素启动了我们对李汉俊的研究.从那时起,我和建一就利用业余时间骑着自行车、带着像砖头一样的录音机,先后访问了刘仁静、罗章龙、张申府、茅盾、李维汉、于树德、夏之栩、萧三、张国基等几十位在成立不久后入党的老同志,请他们谈关于李汉俊的事.1981年底我利用到长沙开辛亥革命研讨会的机会,在回程时去武汉访问了一些老人,以后还函询远在广东的老人.采访的同时,我们搜集了不少李汉俊的文章和有关他的史料.在此基础上,我们写出了李汉俊年谱,并着手编辑他的文集.1983年人民出版社曾立项出版《李汉俊研究资料集》,我们请氓题写了书名.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但我们的工作没有白费,我们采访过的老人现在基本都过世了,当时抢救下来的口述资料真是弥足珍贵.
发掘英国档案馆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华活动的记录
1989年1月,我(指丹阳)赴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国际系进修,很快就一头扎进英国的公共档案馆(现改称国家档案馆)里收集资料.开始时是泛泛地看,觉得很多档案内容都有意思,其中英国一些驻华机构关于布尔什维克来华活动的记载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1990年初,建一应剑桥大学邀请也来到英国.我们对于今后研究的方向进行了商讨.我们认为,对现代中国政治走向的影响最大的是俄国,同时研究苏俄、共产国际对华政策、在华活动及其影响这个课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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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文物普查档案资料探寻王平汉代烽火台历史价值 王平镇作为京西古代重要军事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地形险要，域内存有多处军事遗迹，这些遗迹对研究京西军事文化，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以北京市门头沟区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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