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新中国成立初期日本经济界中国观是关于成立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成立公司的条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中日两国关系能否友好发展的重点,在于双方民众对于彼此的“观感”.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美苏冷战、旧金山和会的召开以及美日单独媾和等事件的影响,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遇到了巨大障碍,两国联系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的“民间”交流.在这一中日敌对、无邦交的特殊时期,日本经济界人士眼中的中国是怎样的?这对于当时双方经贸关系的展开,乃至后来双方这种关系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经济界；中国观；访华代表团；中日关系
中图分类号： G05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2-0057-09
一、缘起：日本经济界的中国观
作为一对近邻,中日双方关系的发展和变迁和双方对于彼此的认知息息相关.在中日交往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在不同时期日本人中国观的阶段性特征非常明显：近代之前的“慕华”,甲午战后的“辱华”、“排华”,新中国成立至中日复交时期“从敌视走向正视[1]”,再到冷战后时期以“威胁”、“挑战”为主要特征的对华观的重新调整、形成,日本人的中国观随时间的变迁不断变化.
关于日本人的“中国观”的概念界定,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认为,所谓日本人的“中国观”,即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日本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对中国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意识,包括观察中国的隐含于内的心理形态、对中国实际事件的内在的判定、对中国付诸某种行动的冲动动机[2].这种“中国观”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流行性等特征.当前学界所关注的大都是所谓对华观的“主流”,比如近世以前以“仰慕中华、效仿中华、追赶中华”所构成的“日本对华观的主线”[3],近世以后在日本国内表现出以“辱华”为主要特征的对华观等,这固然有利于我们把握不同时期日本对华观的概况,但却忽视了由于社会阶层、经济利益等的不同所带来的对华认识上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的实质乃是主体按照自己的特殊活动方式能动地反映客体、改造客体以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认识的形成具有其主观性的一面.面对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日本国内各阶层反应不一.日本政界更多是从阶级基础、意识形态等角度,为更好维护美日同盟这一目的出发,去评价看待新中国的.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在1949年8月给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的信中就直言道：“邻国（指中国）实现共产化,日本也岌岌可危”,日本“政治上必须阻止现今席卷亚洲大陆的共产主义潮流”[4].岸信介也曾指出：“亚洲处于混乱状态,从自由主义各国来说,如果受到共产主义的侵略,这将是个严重的问题”,并且认为“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来自中国的比来自苏联的更可怕”[5].新中国成立初期,日本对华观的形成是在日本政权对华敌视这一特殊背景之下形成的.日本对于中国的报道也一味迎合统治当局的需要.例如,在新中国成立时,当时的日本正处于美军的占领之下,报纸和广播不仅不正确报导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反而拼命地散布许多谣言,说什么“用人民的审判进行大屠杀”、什么“ 的清洗”、“共产共妻”等,把中国 和人民解放军污蔑得简直像妖魔鬼怪[6].在中国抗美援朝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日本宣传媒体对新中国的报道是：“在中国国内,许多人因国民党特务嫌疑而遭逮捕枪杀,人心动摇,很多人想听‘美国之音’的广播（十一月十六日《朝日新闻》头版头条横贯六栏）”,“估计有十二三万日本人被中国扣留,处于痛苦之中,特别是妇女儿童被迫过着悲惨的生活（十一月十九日《朝日新闻》第三版头条横贯四栏）”[6]14,等等.日本人民在当时获得中国的认知,大都依靠类似的报刊文章,这些被某些带着“有色”眼镜刻意加工、筛选过的信息,是不能还原一个真实中国的.
然而,良好的认知是双方关系发展的基础.日本对华认识如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日本确立何种对华关系的前提.在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界人士（主要包括企业界、产业界和财界人士以及日本相关经济团体等）为双方经贸往来的开展,做出了积极努力.
对于日本经济界各团体及个人,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较早实现访华的日本人,他们眼中的新中国是如何的?对于这个问题,当今学界并没有更多关注（1）.
在一定意义上说,认识建构利益,利益驱动行为,日本对华认知和其对华行为选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为推动中日双方关系的发展,日本经济界人士做出了积极努力,推动了20世纪50年代三次贸易协议的签订和执行、20世纪60年代“LT贸易”的持续发展等,日中贸易额在这期间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考虑到当时日本国内、国际的客观环境,日本经济界做出的诸多努力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在这一特殊时期,日本相关经济界人士,或是由于战前旅华的经历,或是为获得经济利益而冲破阻隔实现访华,通过他们对战前中国的印象,或是实地到访中国的见闻,向日本国内传递了一个更加客观、真实的中国.
二、案例：经济界不同阶层的中国观
认识的形成有其主观性,不同身份、不同阶层以及不同的经历等,都能够带来认识上的差异.“经济界”这一特殊身份使得这一群体更多的是从“经济利益”、“经济价值”这一角度来考量中国的,当然,由于个人经历、社会地位等的差别,他们在对华认知上也会产生一些不同.
(一)传统知华派的中国观
关于日本经济界中“知华派”的界定,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熟悉程度和是否拥有长期在华生活经历为依据,根据这一标准进行筛选,最终确定以冈崎嘉平太和内山完造为代表.
冈崎嘉平太1897年4月16日生于日本冈山县古备郡大和村,1922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历任日伪上海“华兴商业银行”董事、“大东亚省”参赞、日本驻汪伪政府大使馆参赞等职.虽然冈崎也曾对自己的这段经历感到内疚[7],但这些战前在华生活的经历却为其后来对华观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冈崎在中学时代便开始和中国留学生接触,并留下了深切的好感[8],加之拥有战前在华活动的经历,使得冈崎对中国有很深的了解,并培养了其对于中国的亲近感.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政府对日本战俘及侨民的“以德报怨”令他非常感动,这对于冈崎对华认知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回国后,冈崎先后担任池贝铁工、全日空等公司的总经理.冈崎非常热心中日之间经贸往来及友好事业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日之间著名的“LT贸易”便是其提议并最终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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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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