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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双引擎作用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高速发展的城镇化造成了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城中村就是诸多不平衡发展的形式之一,成了城市中的“补丁”.对城中村的改造,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进行的城镇化探索.
城中村从字面理解即为“城市中的乡村”,其实这种理解大致上是不错的,只不过这里的“村”并非我们普遍意义上理解的村,许多学者对其进行过理论上的定义.比如,李钊（2001）认为城中村就是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将一些距新旧城区较近的村庄纳入城市建设用地内,这些村庄就是城中村；李培林（2002）认为城中村是指那些位于城市和村落之间的混合社区；李诚（2005）认为,城中村不仅是空间概念,更是社会经济概念,它是指在城市建成区内所保留的社会结构、经济生活、人员身份、管理方式等方面依然传承农业社会的农村聚落点.笔者认为,“村”包括以上学者提出的集中情况,主要是广义上代指那些严重滞后于城区发展步伐的区域,既包括基础设施、交通等硬件方面,也包括社会治安、教育文化等软件方面,还包括人的思想观念、文化素质等人文方面.
从实际情况来看,城中村确实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城中村的人员结构复杂,社区管理混乱；建设布局混乱,土地利用效率低；基础设施不完善,环境脏乱差.
一、城中村改造的国内外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由前所述,城中村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独特现象,在国外并没有与其内涵相同的城市功能区.但是国外与内城相关的如贫民窟、灰色地带等区域与城中村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国外学者称之为自住型居住区（Self-help Housing）.与城中村相似,19世纪前后西方城市化过程中的贫民窟发展迅猛,产生了如贫穷、污染、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早期的西方学者多数支持对其进行清除.20世纪40年代左右,西方各国开展著名的“城市更新”运动,其主要内容就包含了对贫民窟的清理,并提出“消灭贫民窟”的口号,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的纽约、芝加哥以及英国的曼彻斯特等城市.这种思想持续影响着世界城市化理念的后续发展,上世纪70年代的印度孟买甚至对贫民窟进行过强制清理行动,数以千计的贫民窟居民被驱逐.之后,随着研究和实践的不断深入,国外学者也相继提出了以政府主导,多主体参与的贫民窟改造模式.例如,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曾引入“联合重建计划”；巴西的累西腓于1987年在城市社区的参与下,第一次把“非正式的或不合法的贫民窟”正式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并同意提供各种服务和基础设施,设立一个“土地占有合法化委员会”,委员会由多个利益相关方组成.[1]此外,不得不提的是在国外贫民窟改造中,社会组织的参与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综上可见,无论是国内的城中村问题还是国外的贫民窟问题,其研究都有着从排斥型的感性认识到包容型的理性认识的过渡,从以城市发展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过渡.
(二)国内研究情况
我国学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对城中村问题开始关注,早期的研究从城乡边缘带问题开始,主要观点对城中村的评价偏向负面,认为其是城市发展的“毒瘤”,必须铲除.[2]但是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中村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逐渐被许多学者认识到,例如提供廉价住宅等方面的作用（李培林,2002）,学术界开始尝试城中村存续前提下的转型研究.吴明伟等对流动人口聚居区进行了中西方比较,从优化流动人口居住空间的角度探讨城中村发展问题；黄怡从城市社会分层和居住隔离产生机制的角度阐述了城市外来人口的居住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城中村发展演变的规律；张京祥等将城中村纳入我国城市空间结构转型重构过程中的阶段性空间现象,提出城中村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在我国二元规制环境中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冯健、刘玉则在我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提炼中加入了城中村要素,指出其是我国城市功能地域日趋多样化和差异化的体现.至此,对城中村的研究开始纳入较规范的城市地理学研究范畴.[3]
李培林（2002）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广州市“城中村”的调查发现：村落的终结并不仅仅在于生活的改善,也不仅仅是非农化和工业化的问题,甚至也不单纯是变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问题,而在于它最终要伴随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陈鹏（2004）认为是“不仅要改变城中村的物质面貌,更要改变原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周杰、阳建强（2004）认为城中村改造最终要实现五个转变：城中村的村民转变为城市市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性质转变为国家所有,管理体制由村委会转变为居委会,原来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转变为城市股份制经济实体,物质形态由城市村转变为城市社区；李立勋（2005）认为城中村的根本发展取向是走向真正的城市化,即从农村向城市转变、从村民向市民转变、从农村管理向城市管理转变,这种转变包括物质形态经济结构与组织、社区结构与管理、生活方式、人口素质等各个基本方面,是一个综合的社会转变过程；[4]闫小培、魏立华、周锐波（2004）等学者提出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思路：构建“政府—村民—开发商”的利益均衡机制；刘军民、黄惠（2005）在西安城中村问题及改造探讨中,提出走政府、村集体、开发商三位一体的道路；廖俊平等（2005）提出将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即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的合作模式与城中村改造工程相结合.
二、我国城中村改造基本模式及实际困难
(一)我国城中村改造的基本模式
从学者们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各地政府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我国采取的城中村改造的基本模式.主要由三种：
1.模式一：重建模式
从空间角度,以改造基础设施为主,利用针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土地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手段,试图推进政府主导下的全面整改.可以说这种模式的出发点是“造”而非“改”,主张推倒重建,城中建城,属于自上而下的外力推动型改造模式.
总结:本文关于城中村改造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参考文献：
1、 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实践 摘要：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地城中村改造需求越发迫切。城中村由于其独特的现象与地位，复杂的人口构成，落后的基础设施，不仅影响城市美观，。
2、 城中村改造亟待包容性破题人地矛盾 导读：由于目前改造功能及目标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城中村改造很可能会使改造趋势误入歧途，所以对城中村的改造现状及发展前景多问几个为什么、探寻其中的诸。
3、 以新型城镇化思维推进城中村改造 城中村处于城市建成区的包围之中，或位于城市边缘地带，已经具备城市化的部分特征，如人口密度较大、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较高等，但在土地权属、基础设施。
4、 广州城中村改造成效和反思 【摘要】广州市的城中村改造已历经十多年，改造进展及成效如何，本文试图通过对广州城中村改造进度缓慢原因进行分析，对改造成效进行思考，并提出进一步推。
5、 城中村改造中农民权益保护 【摘要】在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巨大的体制转型和经济社会变迁使得城市空间结构不断演化，城中村改造中经常出现政府、开发商、运营单位与农民之间的。
6、 我国城中村改造法治保障 摘 要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推进城中村改造，应将法治保障置于基础性地位。本文从分析法治保障对于我国城中村改造的重要意义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