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海上丝路的经典案例:东印度公司和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是关于东印度公司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东印度公司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17、18世纪称霸世界的东印度公司因充当欧洲列强殖民扩张、经济掠夺的急先锋而臭名昭著,但其跨国贸易的本职无意中促成了“中国风”在欧洲的流行.回顾18世纪欧洲“中国风”的盛衰历程、呈现形态及艺术特质,并对其作文化、审美、消费等各层面的剖析,进而关照后东印度时代“中国风”的消长趋势,可为我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多边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合作机制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历史观察点.
关键词：海上丝路；东印度公司；中国风；欧洲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1-0162-13
作者简介：施 晔,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上海 200444）
提起历史悠久的海上丝绸之路,17世纪中叶开始对华直接贸易的东印度公司是一个无法忽略的重要篇章,尽管它曾因罪恶的殖民扩张及贸易而臭名昭著.东印度公司以广州为起点的这条航路,将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漆器、壁纸等大宗商品直接运抵欧洲各国.公司在开展跨国贸易的同时,客观上部分承担了中欧文化交流的使命,且与盛行于欧洲一个多世纪的“中国风”兴衰与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欧洲的“中国风”是经济全球化初期由东印度公司主导的国际商贸的独特副产品,一种由多种合力催生而成的文化现象.
一、东印度公司与“中国风”的生成
“中国风”（Chinoiserie）一词衍生自法语单词“chinois”,意为“中国风格”或“中国趣味”,起初仅局限于室内装饰艺术,后逐渐扩展至建筑、园林、服饰甚至形而上的音乐、美术领域.“中国风”一词确切的产生时间已无从考证,应不迟于18世纪中叶.但“中国风”现象在欧洲的出现远早于18世纪.西历纪元之初,轻柔闪亮的丝绢已缀起了希腊、罗马人最初的中国观；1中世纪阿拉伯、波斯与大唐中土商舶互往,交通频繁,他们蒐集之远东知识不时传至欧土；蒙元崛起时,意大利教士柏朗嘉宾（Jean de PlanCarpin,1182-1252）、法人鲁勃洛克（Guillaume de Rubruck,1215-1295）等所述東行见闻、蒙人风习甚详,为欧人增添了甚为可贵的中国知识.2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的游记则因广涉元代之朝章国故、南北民风、琐闻佚事而成为欧人治汉学及对中国有兴趣者之宝典.明朝末年,罗马教廷为在远东拓展传教区域,派遣大批耶稣会士来华,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1614-1661）等会士敬仰中国文化,将中华帝国描绘为道德化、理想化、诗意化的上邦乐土,他们自此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坚力量,对欧人了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代以降,欧洲各国陆续创建的东印度公司扮演了海上马车夫的角色,将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漆器、壁纸等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为“中国风”在欧洲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中国风”的兴起又刺激了东印度公司远东贸易的快速增长,因此,两者相辅相成,兴衰与共.
“东印度”是一广义名称,并非只指印度,而是对包括今日之印度、印尼、中国、缅甸、菲律宾等国在内的东南亚地区的通称.在17至19世纪的欧洲历史上,先后出现过英国、荷兰、瑞典、丹麦、法国、葡萄牙等多个东印度公司,成为大航海时代欧洲向东半球殖民扩张、开展贸易、掠夺资源的先遣部队及主力军,对各国资本的原始积累起了重要作用.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1600—1874）在上述诸公司中实力最强、运作时间最长,是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商业王国.仅次于它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1602—1799）,该公司是世界上第一个可以自组佣兵、发行货币的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国家职能,致力于殖民掠夺和对远东贸易的垄断.自1624年始,曾占据台湾约四十年.瑞典东印度公司（Svenska Ostindiska Companiet,1731—1813）的实力亦不容小觑,自1732-33年成功首航广州始,便与清政府建立了稳固的通商关系,前后抵达广州一百多次开展跨国贸易.法国东印度公司（La Compagnie fran?aise des Indes orientales or Compagnie fran?aise pour le commerce des Indes orientales）1则由早先成立的中国、东方、马达加斯加三家公司于1664年整合而成,旨在促进法国在东半球的贸易.但因公司植根于专制统治的土壤,财政、行政皆受政府掣肘,因而发展缓慢,实力远弱于英荷等国.尽管东印度公司在人类文明进化史上曾留下斑斑劣迹及昭彰罪恶,然而世间事物皆有其两面性,它在客观上以贸易带动了东西文化的交流,尤其助推了“中国风”在欧洲的兴起,具体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1.公司经营的货物本身均为“中国风”的重要物质载体,中国货物尤其是瓷器刺激了欧洲各国的技术及产品创新,成为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的诱因之一. 人类对某一异质文化的认知和接受一般始于物质层面,“中国风”也莫能外.卷入“中国风”的欧人最初皆始于对闪光瓷器及轻柔丝绸的迷恋,而正是东印度公司开辟的中西贸易海上丝路实现了这些物品的大量西传.以公司对华贸易的最大宗商品茶叶为例,茶的引进改变了欧人的休闲习惯,同时带动了瓷器的消费.这些在远东航线开辟之前只为上层贵族专用的奢侈品经由公司商船的不懈输送而平民化,民众对上流社会高雅、奢侈生活的渴慕在金色的茶汤及光洁的瓷器中得以实现,渴慕的满足又引发出对其他中国物品如漆器、丝绸及室内装饰品的好奇和兴趣,如此种种均跳不出物质的范畴,而满足这种文化好奇心及消费虚荣心的物质提供者仍是东印度公司.当欧洲不再满足于仅靠公司货船定期定量搬运时,对中国物品尤其是瓷器的仿制热潮掀起.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Francois Xier d’Entrecolles,1664-1741）于1712年将景德镇制瓷流程及原料寄回欧洲,为法国软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硬瓷则于1708年由弗里德里希·伯特格尔（Johann Friedrich Bottger,1682-1719）在德国迈森（Meissen）试制成功,从此迈森瓷器称霸欧洲.可以说,“从16世纪起,欧洲陶瓷史实际上是欧洲在装饰和材料方面努力模仿中国瓷器的历史”2.而造瓷技术的不断创新、瓷器和棉布的大批量生产则直接推动了欧洲工业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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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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