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18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中国音乐与其学术史影响是关于本文可作为传教士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传教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18世纪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就在西洋传教士不遗余力地向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同时,中国传统音乐也引起部分来华传教士的浓厚兴趣,他们开始向欧洲介绍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翻译相关乐学论著、复制中国曲谱等,并由此在欧洲掀起一股“中国文化热”,中国音乐也在这样的文化交流氛围中为欧洲所认识和熟知,进而获得世界性影响.中国音乐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以及西方学者对中国音乐的译介与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规范着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改变着西方学者的东方音乐观,为“文化相对主义”和比较音乐学的产生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来源.
一、西方早期对中国音乐的片面性介绍
17世纪初,利玛窦在其信件和日记中就以文字的形式向西方较为系统简要地介绍过中国音乐,内容涉及乐器、戏曲、道教音乐和宫廷祭祀乐等.1681年,法国耶稣会士梅纳斯特里埃在《古今音乐的演奏》一书中附带谈及中国音乐,指出中国人把自己的法律及政府的行政准则称为“乐”,只有统治世家才能掌握这种音乐的奥妙及其演唱方式,中国最大的音乐家乃是孔子,这种音乐过去非常优雅,而现代音乐在他们心中则不受尊崇.到18世纪中叶,随着欧洲“中国文化热”的兴起,中国音乐也开始大量涌入欧洲,影响日益扩大,此时欧洲人了解中国音乐的途径已不仅局限于文字描述,而是通过五线谱记写的中国曲调,刊布中国传统音乐作品,甚至直接在本国聆赏来自遥远东方富于神秘气息和异国情调的中国音乐演奏.
18世纪的法国是欧洲各国中与中国联系最为密切的国家,也是受中国文化特别是哲学和艺术影响最为明显的欧洲国家,被认为是欧洲汉学的发祥地.礼仪之争后,罗马天主教廷在中国的地位一落千丈,而以白晋为首的法国耶稣会(后遭解散)则是如日中天,倍受宠信.考虑到白晋身后的法国背景,亦不难理解汉学在法国兴起的内在深层次动因.18世纪的法国乃至欧洲,随处可见中国音乐元素,“在巴黎,这种娱乐不久传至博览会及游艺场,设立了中国舞场,产生了中国娱乐剧院,中国的笑话甚至侵入到轻歌剧和喜剧之中”,“这些生动的中国传奇故事,为数不少”.一般认为,法国对中国音乐的译介与研究起始于对元杂剧《赵氏孤儿》的翻译与改编,马若瑟神父《赵氏孤儿》的译本于1735年在法国首次出版,收录于杜赫德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第3卷中.
虽然杜赫德本人并未到过中国,但《中华帝国全志》却被誉为“西方早期汉学三大名著之一”,“欧洲18世纪中国文化的圣经”,是杜赫德在编辑《耶稣会士书简集》的过程中,将传教士从中国寄回的书信和著作重新加以剪裁与分类,编排而成的《中华帝国及其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政治、物理之记述》.“在杜赫德神父的这部《中华帝国全志》中,中国音乐问题论述做到几乎是天衣无缝了.有关中国音乐的一篇文章的作者对于这门学科所知甚少,指出中国音乐确实已经衰退,当时仅勉强地徒有虚名了.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作为真正样本而列举的那些中国乐曲的音符都被谱写做到面目全非了.他在这些乐曲的每一首中都把原文的主音当作了中音,把上主音当作了下中音等.在做了这样的谱写之后,中国乐曲当然就遭到了不伦不类的曲解.如果说这些乐曲使欧洲人感到目瞪口呆,那么它们同样也使中国人自己感到莫名其妙等我们不禁要问,这篇文章的作者在信心十足地向我们论述中国音乐时,他又怎么会表现做到对这门学科如此一窍不通呢”,“至于中国乐器,这位作者也作了非常幼稚的描述,我们认为于此转这种描述不会有多大价值.”《中华帝国全志》当然绝非无懈可击、完美无瑕的作品,作为一个“他者”视域中的汉学著作,在其编辑出版过程中,自然要受到作者和编者自身立场与文化背景的左右,这与当时正在进行的礼仪之争与法国的文化本位主义都密切相关.作为文化的接受者,《中华帝国全志》与在华传教士们的原始著作相比有了较大的改变,对艺术的论述必然要受到当时法国文化中审美风尚的影响,以法国乃至欧洲的审美标准去审视与衡量中国音乐,自然也无可厚非.
另一位较早对中国音乐有着系统研究的是捷克籍耶稣会士严嘉乐,他于1716年被派往中国,次年1月2日抵达北京,“其人深通算术,熟练音乐,而于数种机械技艺亦颇谙练”,“康熙皇帝见其能作数种乐,甚悦,面语之云,待一兼通历算、音律之人久矣,今做到汝,朕心甚欢.嘉乐尤善弹六弦琴,帝与侍臣皆乐闻其音.又于时计、风琴之制造与修理亦优为之”.据费赖之所列其遗著书目,有《论中国音乐》写本数件,不过捷克方面对其遗著整理后发现,“有些迹象表明他似乎曾写过,或至少准备写过这方面的论文,这样的作品毫无疑问会是对我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极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作品.可是很可惜,尽管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也没有在档案中找到任何这类资料,大概是确实不存在”.在1734年7月23日写给俄国科学院院士T.S.拜尔的信中,严嘉乐本人也对此事予以澄清：
我感到奇怪的是,您从哪里做到知我的抽屉里还存放着我亲自撰写的关于中国音乐的材料?我肯定有关于音乐的中文书,我内心对中国音乐十分珍爱,但在我的抽屉里确实没有写成文的任何关于音乐的材料.
考虑到严嘉乐1735年即已去世,在其逝世前一年,他还声称自己并未完成任何研究中国音乐的论著,可见确非虚言.至于《书目》中所列“写本数件”,也许只是严嘉乐搜集的“关于音乐的中文书”罢了,笔者以为这样的理解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中国古今音乐考》的编撰背景
“对于法国了解中国音乐并使之在法国传播,贡献最大的作者,无疑就是钱德明神父.这里已不再是指受好奇心驱使和对中国音乐的肤浅知识之启发而写成的短文了,我们所面对的是一部深入研究的论著,它是多年在同一地区持续研究的结果,它产生了某些内容广博的著作.”作为法国汉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钱德明有较高的音乐素养,“德明知音乐,善吹笛,弹翼琴”,其著述中除《中国古今音乐考》、《中国古代宗教舞蹈》二书外,尚有《古乐经传》的法译稿,惜不知所终.因此有学者认为,“钱德明教士的《中国古今音乐史论》一书在1776年出版后,对中国通史的研究开始和欧洲传统的史学理论结合起来,走出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督教神学色彩.于是,对中国历史的介绍变成了对中国历史的阐释”,足见其在汉学界影响之深远.欧洲汉学界对中国音乐乃至中国历史、思想文化的研究最终跳出“适应性策略”和“索隐派”的窠臼,力图用客观科学的态度,以比较文化学为理论依托,进而对中国音乐及其发展历史予以理性探讨,并试图将之与欧洲音乐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一)对《古乐经传》的翻译及其反响
康熙帝曾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互赠礼物,互派使节,揭开中法两国文化交流的序幕,《古乐经传》出自康熙时期理学名臣、《律吕正义》执笔者之一李光地的手笔,“这是一
总结:本文关于传教士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参考文献：
1、 学堂乐歌时期西方音乐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影响 〔摘 要〕学校音乐教育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信息传播活动，教学、学习的实质就是实现信息的流动。学堂乐歌时期是中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课程的发端，它对我国近。
2、 20世纪西方音乐调性的变革 【摘要】二十世纪是一个高速前进，科技不断创新，艺术追求千变万化的时代，此时的音乐在技法、风格、音乐观甚至美学观念、审美上也都有了突破性的变化，形。
3、 20世纪西方音乐概监（之六）新古典主义（三） 1920年1月，法国记者克莱（Henry Collet）在《喜剧》杂志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俄国五人团、法国六人团和萨蒂》，评论青年人的音乐会，。
4、 18世纪德意志精神的音乐体现 [摘 要]格鲁克歌剧改革一直被看成是18世纪末“古典主义”潮流的先声。作为一个德国人，格鲁克更多站在德意志民族崛起的背景下，以一个精英知识分子身。
5、 18世纪中欧贸易和中国趣味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大海航时代对于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中国商品直接输往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具有异国情调的中国商品大量输入欧洲，不仅改。
6、 西方行政伦理中国适应性 【摘要】我国伦理文化思想历史源远流长，但是，纵观历史，现代行政伦理却滥觞于拥有法治传统法律制度相对完善的西方国家，而作为现代化国家，我国的行政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