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清代韩集文献刊刻述略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刊刻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刊刻是雕版印刷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清代是继宋之后历史上的第二次研韩高峰,留存大量韩集文献,这和清代刻书业的繁荣不无关系.清代韩集文献通过官刻、私刻、坊刻流传于世.官刻韩集文献极大地提高了韩愈在清代的地位；私刻韩集文献种类多,推动了清代韩愈研究的发展；坊刻韩集文献便于韩集的普及,扩大了韩愈的影响力.
关键词：韩集文献；官刻；私刻；坊刻；价值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7085
Abstract The second high tide of Han Yu study appeared in Qing Dynasty and large amount of Han Yu"s books remains now, partly because of the property of carving industry. Han Yu"s books were published by government printing houses, personal printing and craftsmen"s workshops. Governmental publishing increased Han Yu"s position； various personal printing of Han Yu"s books promoted the study of Han Yu； and craftsmen"s workshop help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Han Yu"s ideas.
Key words Han Yu"s works； governmental publishing； personal printing； workshop publication； value
百代文宗韩愈（图一）,一生遭际坎坷,两次被贬.在贬地,韩愈除鳄治水,振兴文教,政绩显赫,深受当地百姓敬仰,江山为之改名（封面图）,并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潮州韩山建韩文公祠,现有韩愈墨迹（图四、图九）,及历代各级政要、名流硕儒、书法大师的诗文楹联碑刻（图三、图十、图十三）,韩祠橡木之景有饶宗颐书宋王大宝《韩木赞》（图八）,构成了一部韩愈评传.韩愈故乡孟州韩园有乾隆帝御书《济源盘谷考证》摹刻（图十一）.乾隆帝据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考证盘谷所在地.宋清两代推崇韩愈,产生大量韩集文献.清代刻书业十分发达,不仅清人的研韩成果大都保存了下来,清以前的部分韩集文献也被多次翻刻.韩集文献的大量刊刻,既为时人研习韩集带来了便利,也为后世学者研究韩愈留存了重要的资料.
1 清代官刻韩集文献
清代官刻韩集文献极大地推动了韩愈在清代的地位.乾隆时期编《四库全书》收有宋方松卿《韩集举正》、魏仲举《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朱熹《原本韩文考异》、王伯大《别本韩文考异》、明徐泰时东雅堂《韩昌黎先生集》、清陈景云《韩集点勘》等,多是宋人研韩成果,之后这几种韩集文献又被不断重刻,流布廣泛,便于研韩者阅读借鉴前人成果.明东雅堂本实为宋廖莹中世彩堂《韩昌黎先生集》,删除廖氏姓名,国家图书馆等藏有廖氏《韩昌黎先生集》宋刻本（图七）.这一时期官刻的还有韩集选本《唐宋文醇》《唐宋诗醇》是为“御选”而发的说教,选韩愈作品较多.《唐宋诗醇》其序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其诗亦卓绝千古.”又曰“夫诗至足和李杜鼎立,而论定犹有待于千载之后.”这是清代继叶燮之后又一次对韩诗的至高评价.莫砺锋先生评《唐宋诗醇》“评语是历史上首次理直气壮地为韩诗张目的言论,它不但较准确地说出了韩诗的特征,而且把它提高到和雅、颂相承的高度来予以肯定”,“将韩诗评为可和李杜鼎立,言下之意是韩愈的造诣超过白居易,这就把韩诗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了.”[1]御选《唐宋文醇》《唐宋诗醇》代表意识形态,大大提高了韩愈在清代的地位.同时清代一些地方官刻韩集文献也极大地推动了韩愈的影响力.广东始兴林明伦（1723-1757）推尊韩愈,选韩文一百三十五篇详加批注,成《韩子文钞》十卷.林明伦官浙江衢州知府时鉴于士子习韩无善本,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由衢州府署文起堂刊其《韩子文钞》,为士子习韩服务.《韩子文钞序》曰：“明伦读而好之,为之不能.窃自谓知之,因手录其文百三十五篇,篇分细段,段注其义法于下,以便观览.后来守衢州,州人士颇晓读古文,然识不先定,则往往为俗本所乱,因刻是编,畀之诵习.凡文章离合顺逆之法略备于此.而其所以为文之本,则韩氏详于其书,学者当终始究之,毋徒震其奇焉.”[2]为衢州士人学韩提供了精本.晚清地方官书局也多刻历代韩集文献,尤其江苏书局,刊刻韩集文献较多.同治八年（1869）,江苏书局刻廖莹中《昌黎先生集》；同治九年（1870）刻陈景云《韩集点勘》四卷；光绪八年（1882）刊《昌黎先生全集录》八卷.其他如广雅书局光绪十七年（1891）刊刻沈钦韩《韩集补注》,山东书局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印陈兆仑《韩文选》等,既为大众学韩提供普及读物,又为韩愈研究保存了资料.
2 清代私刻韩集文献
清人研治韩集的成果主要依靠私人刊刻留存于世,清代士大夫率善刻书,私人刻书达到了它的巅峰期.[3]6私人刻书不以市场为导向,不以销售为目的,精益求精,多数质量较高,韩集文献也因之留下了许多善本.
2.1 刻清以前韩集文献
清代部分学者藏书家费尽周折地搜求前人韩集文献进行刊刻,保存了珍贵的韩愈研究资料.李光地翻刻张洽校刊朱熹《韩文考异》原本,澄清了此本原貌.朱熹门人张洽校订朱本并刊刻,但流传甚少.此后朱本原貌很长时间不被人知,《四库全书·原本韩文考异提要》曰：“至宋末王伯大始取而散附句下以其易于省览,故流布至今不复知有朱子之原本.”[4]1288直到李光地翻刻其珍藏的张洽校订本才使其面世.清初藏书家季振宜（1630-1674）藏有张洽校订本宋刻板,其《季沧苇书目》最早著录此书：“《韩文考异》十卷.宋板.”[5]5此本几经周转现存山西省祁县图书馆,“是张洽原刻幸存的海内孤本”[5]5,但季氏藏本当时没有流传开.康熙四十七年（1708）,李光地从藏书家吕留良子吕无党处借得张洽校刊原本进行翻刻.由于李氏的翻刻,使世人得知“在同行的王伯大编纂本之外,还有一个更符合朱熹原书本来面目的十卷本”[5]5,揭开朱本之谜,厘清了各本之间的关系.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江苏巡抚采进李氏翻刻本收录.清光绪十一年（1885）,江苏赵元益又依据李光地翻刻本重刊,使此书流传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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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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