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重治理逻辑、现实困厄和模式重构是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困厄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揶揄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摘 要：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是政府、市场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参和的社区建设问题.由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体系中公共理性的缺失和传统科层制痼疾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市场、社区等不同范畴下的治理主体在各自治理逻辑引导下走向了非合作博弈,并在传统科层制的控制下陷入“向上负责”、“权责和供需双重失衡”以及“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困厄场域.立基国家——市场——社区的行为逻辑分析进而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多重治理逻辑关系,在公共理性引导下构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元互动供给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科层治理狭隘空间,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高效长效治理,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公共服务
引 言
随着社区建设发展的不断推进,我国各地不断进行符合本地实际的社区公共物品建设道路探索.全国各地涌现了各自富有本地特色的社区公共物品建设模式,如沈阳模式、上海模式、江汉模式等.[1]至今,我国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发展由单位制迈向社区制,由单一国家政府中心供给模式向多中心协同供给模式发展.然而,由于在发展过程中受传统科层制组织结构影响,各供给主体易于形成“向上负责”的路径依赖逻辑和一味执行政令的惯性逻辑,导致社区公共物品供给行政化、低效化,再加上多重制度阻碍,使得供给信息单向度传导进而引发信息严重不对称,最终导致城市社区公共物品迭绎循环的低效治理困境.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和、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其中,“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和、法治保障”的基本要求已经明确了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发展的治理导向和国家—政府—社会—公众多重治理逻辑.本文借由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解读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宏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和微观层面的行动路径,分析出国家、市场、社区三重治理逻辑相互作用的关系和结果,为建构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元互动治理模式找寻突破点和构建基础.
一、多重治理逻辑：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的三种逻辑及其行为
鉴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宏观实境下,随着我国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以及“治理”、“善治”、“以人为本”等管理理念的不断渗入,我国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由单一政府主导的供给治理模式转变为多元供给治理模式.[2][3]在城市社区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国家、市场和社区是其重要的三类治理主体,以其自身逻辑和治理范围构成三大治理空间和行动的场域.因此,国家的逻辑、市场的逻辑和社区的逻辑共同构筑成城市社区公共物品的三重治理逻辑.
（一）国家的逻辑——以供给均等化为目标的科层逻辑
社区建设离不开公共物品供给治理,公共物品由于其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殊属性使得国家成为其治理的重要组织实体.在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实践中,国家逻辑的行动者包括政府、省市地方政府以及基层政府等政府组织,一方面相关行动主体制定和颁布相关政策法令并采取相应的组织行动,另一方面以实现公共物品的均等化供给为其终极治理目标.首先,政府、省市地方政府以及基层政府的组织实体构成是压力型组织结构产物,组织行政化,受上级行政命令控制,形成对上负责的逻辑惯性以及相应逻辑行为,易于忽略社区居民的真实诉求,未有效实现对下负责的治理逻辑.其次,基层政府作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的国家逻辑层面的终端,上级权力未有效下沉,自身承担职能范围进一步扩大,造成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上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并存.再次,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景以公共物品供给均等化为契合点并最终反映在社区建设和治理中,社区成为国家力量作用的基本单元,进一步造成社区空间、社区组织以及社区行政事务的行政化.[4]最后,国家以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巨大的财政资金为后盾,以“全能管家”、“超能管家”、“全能政府”、“掌舵者兼具划桨者”等身份参和到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大包大揽供给社区公共物品（公共设施、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5]）,为实现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均等化目标,各地区、各社区均以同质化的方式提供社区公共物品.
（二）市场的逻辑——以利益共生为基点的经济逻辑
随着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市场以其高效的资源配置优势加入到城市社区公共物品的治理中.鉴于经济学上公共物品生产的可分割性以及社会学上“国家、市场、社会”三元社会结构公民社会理论,使得市场成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不可或缺的经济主体.诚然,各类营利企业构筑市场主体,一是作为第二部门,可弥补一定程度上的“政府失灵”,承接政府赋权的公共物品的生产,减轻政府部门巨大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将市场机制引入到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可有效实现部分公共物品生产上的市场化,凸显各营利企业由于竞争带来的公共物品质量和价格上的双重优势,有效促进公共物品的优质供给.市场组织涉及的城市公共物品供给治理范畴主要有混合型社区公共服务、经营性社区公共服务、物业管理类服务、便民利民服务等.[6][7]就市场参和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的方式和形式而言,即所谓的准市场机制,实质是供应者和生产者相分离[8],主要有：一是政府购买产品.政府利用财政资金直接向企业购买公共物品,即政府充当采购者,经过对相应公共物品进行检验和评估,确定购买市场上在售的公共物品,如特困老人的养老服务.二是合同承包.公共物品提供者和生产者一般通过“选择——签订——提供”的程序实现公共物品的合同生产,公共物品提供者和企业之间是一种以合同为媒介的契约关系,如物业管理服务；或者以“公办民营”的方式实现特定公共物品的治理,如社区公共服务中心.三是特许经营.政府可采用授予垄断权的形式实现特定可收费公共物品的供给,如水、电、气供应.四是补助.政府通过、免税以及其他税收优惠政策保障企业利润,保证企业提供公共物品的积极性.总而言之,市场本质驱动的营利性机构和组织之所以愿意加入到城市社区公共物品的治理中,其根本原因在于治理过程中的利润保障兼顾城市社区利益,即依赖于以利益共生为基点的经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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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视角下公共物品供给问题 【摘要】奥尔森从公共物品理论、理性人假设及个人主义得出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进而导致集体行动困境出现的结论，并提出解决公共物品供给之道，即集团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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