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百年新诗冼向语言的共和对话是关于对写作新诗冼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新诗冼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有帮助。
1978年以来的四十年是百年新诗中兴的四十年,其标志就是诗歌语言本体日趋独立与成熟,为现代汉语注入表现力的丰富性与深广度,“完成了中国经验的诗歌‘转译’,建设了自己的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大批杰出诗人艰苦卓绝的语言探索和文本创构,支撑了新诗群峰巍峨绵延的兴盛格局,形成诗人风起云涌、文本精彩纷呈、语言绰约多姿的繁荣态势.
细究起来,近四十年新诗语言的渐趋成熟,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为语言理念自觉,一为文本创构丰硕.先看语言自觉一面,于坚、韩东“诗到语言为止”等观念提出,是百年新诗语言本体自觉的肇始,其功不可埋没.接着,第三代诗人登场,“口语写作”“叙述诗学”“智性写作”“草根写作”等纷繁斑杂的“个人化写作”,将百年新诗带进了语言自觉、本体独立阶段,“语言工具论”被消磁,“语言就是诗本体”“语言既是形式又是内容”“语感就是生命言说”等观念深入人心,并内在驱动着诗人们在文本实践方面殚精竭虑地开疆拓土.如果再稍稍上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纪弦、洛夫、郑愁予等人孤悬海外的摸索与积累,到八十年代左右传入大陆,无疑加快了新诗艺术自觉的步伐,丰富了现代汉语写作本体自觉的层次与内涵.
不妨以“语感”为例略作展开.语感在语言学中是指对语言的感觉,作为诗学概念出自杨黎和周伦佑1986年一次头脑风暴.此前在一篇文章中,杨黎曾朦胧意识到,“语感,就是射向人类的或发出时所发出的超越其自身意义之上的响声”,“语感就是一口气,写诗也就是一口气的纯化、虚化和幻化”：周伦佑接着进一步充填了语感的诗学内含,“语感先于语义,语感高于语义,故而语感是指诗歌语言中超语义成分”.在此基础上,在于坚与韩东一次对话中,“语感就是生命有意味的形式”这一生命诗学的核心终于水落石出.可以说,伴随着国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和西方语言哲学的转向,正是“语感”一词催发了新诗向生命本体深度掘进的诗学之潮,使诗歌回归到透明、自然、本真、个人生命存在状态.应该说,对“语感”概念的发现与体认,为新诗语言自觉敞开了一个新的疆域,对引领提升胡适以来口语新诗抵达新境界的作用显而易见.
接着来说诗歌文本创构一面.从多多、杨炼、顾城、舒婷等“今天派”诗人开始,加之彭燕郊、曾卓、昌耀、孔孚等“归来派”诗人,新诗“像悬崖边上的树”绝处逢生,接通了郭沫若、冯至、穆旦等人创建的新诗前三十年“小传统”（何其芳语）,并与西方现代诗歌汉译全面对接融通.一种“汉译中所移植的西方语法和西方感性”“白话文与汉译的混合体”被建构出来（黄灿然,《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新的美学原则”崛起于当代诗坛.随后贯穿整个九十年代以至新世纪最初十年,经于坚、韩东、欧阳江河、西川、杨克等大陆“第三代”诗人的精耕细作,包括港台乃至全球华语界在内,对新诗语体技艺多样化、细密度、柔韧性、繁复程度进行了持久而耐心的探索,奠定了现代汉语日渐成熟的性状基础.在这一阶段,汉译更大规模地涌入,一些小语种如西班牙、阿拉伯、东欧、拉美甚至日本诗人,被多元化、多层次地譯入汉语诗界,成为新诗诗写资源.与此同时,起步于台港的“新古典主义”诗潮追求,遥与大陆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呼应,新一轮“化古”诗学取向悄然复苏,为新诗创造性转化提升辟开了一个源头.柏桦的《在清朝》《水绘仙侣》、肖开愚的《向杜甫致敬》、杨键的《哭庙》、潘维《太湖龙镜》等文本的涌现,标志着“中国新诗的作者们开始掌握了古诗中那种实实在在、细节充盈的写法,亦即大量的用典、细部刻画和说理”的语言方式（王凌云,《回到沉郁：中国当代新诗的古典取向》）,多元化的现代汉语形态日益丰富多彩.
及至当下,姜涛、江非、朵渔、巫昂等70后诗人,郑小琼、肖水、黎衡、胡桑等80后诗群,从各自的优长与方位出发,为新诗语言的特立独行的表现力做出多方创造与纵深细化.而以北岛、严力、张枣、雪迪、李笠等流落海外的诗人身处异乡反观母语的写作,从非母语的反差与参照中,为新诗重新注入了多样态的“异质性”和汉语古老的“德性”.
由此粗略勾勒,可以见出四十年来新诗在呈现汉语经验的繁复性、深刻性和生动性等维度上,已取得远超于前六十年诗学探索的成就,形成了繁复与幽深同在、俏丽与高峻并存、冷冽与优雅共融的现代汉诗语体.
但是,深度质疑新诗成就的声音一直不绝如缕.而且这种质疑来自诗人自身,可见其真诚与善意.如上世纪四十年代走上诗坛的“九叶”诗人郑敏,将“中国新诗创作已将近一世纪”,却“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之因,归咎“自绝于古典文学”；再如,上世纪五十年代走上诗坛的老诗人流沙河,到了晚近时候在多个场合承认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实验.如此等等,这无疑为诗界以外否定新诗成就提供了“口实”和“把柄”.至于诗界内部,争名夺利的内耗更是层出不穷.远的不说,仅上世纪未“盘峰诗会”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论争造成诗坛的深刻撕裂,至今仍阴影难散；稍后的“下半身写作”“梨花体”“羊羔体”“口水诗”“垃圾诗”等,则严重销蚀了新诗的信用成本,在诗歌文化方面造成负面影响十分深远,而“底层写作”的道德化诉求,对余秀华“摇摇晃晃的人间”的身份与写作的尖锐对立的臧否,又为新诗“滑向”意识形态写作推开一隙小门缝.
不妨以“知识分子”和“民间立场”为例,回望一下当年双方水火难容的诗学路向选择的利弊与得失.“知识分子”一路,追求形而上的神性超越,倾心于语言技艺精湛磨炼,醉心于客观节制隐忍的“中年写作”,但也出现了冷漠眩技、空泛失效的症候；而“民间立场”形而下观照中,为诗歌“及物”和“口语化”叙事提供了原生态生命经验,却因过于粗鄙琐屑陷入元曲式的浅白与俗陋.前者过于高蹈抽空了人学的大地真气,后者偏向世俗失却了精神超拔——一方地气不足,一方自甘沦落.两大阵营的攻讦、谩骂等非理性行为,恰恰为诗界以外制造了“诗歌死了”的现象学“绞索”.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代诗歌的巴尔干化”现象几乎在汉语界被重演一遍,“导致相互批评的尖酸刻薄”,“自相残杀的激烈争吵”（丹尼尔·霍夫曼,《美国当代文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从诗人主体性重建来说,这是一场生命和文化的困境：从社会自主性浴火重生来说,这是一场涉及整个中华民族的体制困境.后一困境,乃是由于全球性化的开放与冲突中,时代将现代性、野蛮性并存的“时间”叠加在当下中国“空间”内而形成,语境极其复杂.总体上说,它们表现为一种存在论诗学本体的语言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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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对话文本，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力 [摘 要]课堂教学的根本是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学习，与文本进行深入对话。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以教材为抓手，创设民主和谐的对话氛围，培养学生敢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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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新诗百年论坛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会在西藏林芝举行 2016年9月16-20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文联、江苏省作家协会联合主办，西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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