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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帆：今年《收获》第三期发表了您的新作《慈悲》,我觉得跟您之前的创作比有变化.首先是语调变得更平实了,没有之前那么多反讽、特贫的轻喜剧因素.跟《花街往事》相比,我觉得您还有意隐去了小说中特定的历史痕迹,把小说重心放到人物身上.和路小路那种自觉意识特别强的人物不同,《慈悲》里水生、根生、玉生们,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个人态度,甚至有点可怜之人必有可憎之处,但这种特别自然的生存状态,反而显出小人物的尊严感.您能谈谈《慈悲》的创作缘起吗?
路 内：《慈悲》的题材其实来得很偶然.去年一直在弄电影的事,老跑片场,我就想写一个关于电影演员的小说.等电影拍完,我父亲跟我聊起来,他七十多岁了,跟我讲他当年怎么在厂里帮人要补助.我说你不就是当年在工厂里教人跳舞,教人学坏的呗,怎么还帮人要补助呢?我父亲说一九六O年闹饥荒的时候,国营工厂真给钱,工人虽然营养不良,但也都活下来了,结果到了八十年代,贫富差距拉开,很多工人家里还在睡稻草席,生活很潦倒,所以要补助就成了很重要的事.那时候说是按定额给每个车间分配两个补助名额,但事实上是比谁口才好,如果哪个车间口才不好,你去要,工会也不给你.结果全车间就推选了我父亲,靠他软磨硬泡地帮别人把补助拿下来.以前哪家拿补助,是被别人看不起的,我们家没拿过,但很多人要生活,就得拿.
虽然题材来得偶然,但《慈悲》的写法是我一直想要的.当年写《花街往事》时,我遇到一个技术上的问题,要写一个长达二十八年的故事,里面的人物、视角不断转换,整个小说很难一把打通.所以有人就觉得我分成七八个短篇的方法是有问题的,说我不会写长篇.尽管这样写也有先例,比如福克纳的《去吧,摩西》.去年我遇到山西大学的王春林老师,他说你不要再写工厂了.我说为啥,读者爱看,你也让我卖点钱.后来我想,他到底是说你不要再写这种题材了,还是说不要再用这种语言方式去硬侃.就像我在写《天使坠落在哪里》时,完全用第一人称,稍微有点故事、结构,就能用非常纯熟的小说语言硬侃下来,但我知道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讲,这属于一种欺负人的做法.所以我就琢磨,王老师到底是说你不要再写工厂,还是说你不要再欺负这门手艺.我觉得一个作家在一个题材上不断挖掘下去,并不是一件错误的事,关键还是看表达方式的调整.
杨晓帆：可能因为您以《少年巴比伦》出道,很快被贴上“工厂题材”、“成长小说”的标签,这样一归类,反倒把题材和表达方式磨合的丰富性给一笔勾销啦.
路 内：尤其我写完“追随三部曲”以后,七八十万字,特别容易被读者和评论界简单归类.不仅归类你的题材,还归类你的写作能力和写作方式.我承认很多作家始终用同一个风格写作,我觉得没问题.但对于我来讲,还年轻,应该还是有能力把写作方式拓展一些的.比如很遗憾,《慈悲》是我的第六个长篇小说了,才是我第一次真正开始全部用第三人称视角来写作.像《花街往事》里虽然部分使用第三人称,但很奇特,写“我”的时候,可能恰恰是第三人称,写第三人称时,反而更像是一个主视角.《慈悲》我不想写太长,如果写长了容易碰到几个问题：一是这样一种语言如果用来写二三十万字的小说,故事容易散掉,十万字差不多；另外,这篇小说跨度五十年,很多细节不在我的认知范围内,我也可以去采访很多当事人,调查当时的房子怎么样,但这么写没有意义,因为这个工作在《花街往事》时我已经做过了,把当时很多重要的历史细节像电影一样再现出来.所以你看《慈悲》这个小说和《云中人》有一点很像,几乎不写人物的外貌,除了女儿还写了点儿,其他主角的外貌都是很虚的,如果这都不写,我也就没必要去呈现七十年代以来特别具体的历史细节了.那样写会让小说变得很重,不知道讲什么,我愿意这篇小说更偏向人物的内心世界.这又遭遇另一个问题,我们写知识分子的小说特别容易偏向内心,但一写工人农民就没有内心了.
杨晓帆：说得好！今天我们经常讨论“底层文学”的概念.有的底层写作虽然有眼光向下的悲悯,但作者跟底层之间有隔膜,端着“五四”启蒙文学中那套“国民性批判”的思想,往往注意不到底层也有他们的自尊,他们的生活态度.
路 内：我觉得这些人很有尊严啊,只是他们寻求尊严的方式可能跟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们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他们求神拜佛,包括《慈悲》结尾的老太太,她愿意经过庙时把身上所有的零钱都捐出来,她觉得自己获得了救赎,非常幸福.小说主人公说这是假庙,你不能获得救赎.但事实上真庙假庙这已经不是佛教的观念了,而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观念.佛教有时候是承认假庙可以让人获得救赎的.
杨晓帆：《慈悲》里有一种“业报”的因果联系,比如师傅的遗训和水生、玉生夫妇后来的生活,水生从土根家领养来的孩子,根生和汪兴妹的情、和宿小东的怨,叙事上的一些小重复和前后呼应,写出了小人物的人生.我很喜欢结尾,既是“渡”,从一个城到一个厂,到一条河,也是“度”,是灵魂从此岸到彼岸.您在创作时是怎么考虑这一情节设置的?结尾由皈依佛门的弟弟说出人生虚妄、放下欲念,是不是对主题的指涉性太强?
路内：如果由弟弟下了这个结论,那这篇小说就太庸俗了.事实上他们没有达成共识.我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要求写了一个跋,谈到了这个问题,人何以战胜历史呢,或者再往深了谈一点,文学何以战胜历史呢.如果我写完这么一篇小说,就声称自己书写了五十年的历史,站在了某个神级视角,那就太傻了.我不需要那样的“宏大叙事”,也不需要利用小说来建立一个精神制高点.这个观念,一部分地也影响了这个小说的表现形式,但我希望这种影响是合理的,是符合写作逻辑的.这个小说里呈现出来的“慈悲”其实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力量,它是非理性的.我并不是说中国的普通民众怀有这样一个东西就能活.小说结尾那个公司靠一座庙来做房地产,多么荒诞,你报复不了它.《慈悲》的结尾带有一点寓言性质.
杨晓帆：我们来聊聊您的成名作《少年巴比伦》吧.我记得在一个创作谈里读到,您当初准备把《少年巴比伦》投稿给《萌芽》杂志,是《萌芽》的编辑赵长天老师建议您发《收获》,让您在青年作家中有了一个特别高的起点.我觉得这则小插曲本身,也说明《少年巴比伦》要远远溢出一般青春文学、成长小说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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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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