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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乃学、乃术,由学术文献、理论和临床实务两部分构成,要展开有品质的学术批评,一是要花气力研读文献,研习理论,二是亲自临症,体验辨证.不过,近代中国,批评中医完全可以绕过这几个环节,只顾放逐意气,观点越极端,越能吸引眼球.于是批评沦为讥讽、谩骂,论辩（争）沦为声讨、罢黜,这一切似乎都和“饭桌”有关（此时胃肠充血,大脑处于缺氧状态）.民国时期,许多重大议题都在饭桌上商讨,夜读《张元济日记》,招饮宴宾是一等“正事”.一部民国文化史、出版史似乎就是一场场餐桌上的头脑风暴.部分留学生也有“饭后口舌运动”的癖好,他们于酒足饭饱之余都喜欢骂几句中医,以示新潮.朋友眼里的丁文江就喜欢“吃肉、喝酒、骂中医”,得闲时,还会将这份痛快书写出来,投书同人报刊,换来共鸣,也顺便换来下顿饭的酒钱.似乎并没有人撂下正业去系统研究中医.现如今,中医又成为“饭桌绝交话题”,拥护派和废止派之问常常恶言相加,拂袖而去,割袍断义.基本没有学理辨析的批评,只是一份情绪化的发泄和围观.然而,随着历史语境的淡去,饭后运动的激愤之辞成为“名流示范效应”,成为一些人中医认知站队的标杆,继而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裹挟利用,演化成为废止中医的闹剧.在两军对垒的擂台上,新和旧,传统和现代,科学和迷信,进化和退化,激进和保守,真理的唯一性和相对论,似乎高下立判,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背后隐含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开放和自主,文明互鉴和文化自信,民族主义和科学主义,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思想偏激和学术兼容,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玄观和玄妙,哲学上的实在论和现象学、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医学中的科学性和人文性、技术和人性张力,都有坚深的学理基石和广泛的思想史论辩空问.对于坊问流行的批评泛滥,也不应该以“意气纷争”解读,而应该努力发掘其中的价值失焦现象及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动因,重新开启聚焦于理性、开放、建设性的论辩之旅.
一
屈指算来,“五四”即将跨入百年的时间坐标,重读当年“全盘西化”的檄文,分明是 战争,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滋生出国民发奋图强,抛弃传统包袱的决绝心态.盘点“五四”,有几大勋业,一是从思想上打倒孔家店,摧毁儒家文化的精神价值,二是日常生活上反中医,开启废止中医的序曲.陈独秀曾经抛出一个锋利的命题：传统生活的存在必定会阻碍现代化的进程.一九二九年余云岫提“废止旧医案”,特别昭示“扫除阻碍卫生事业（科学）进步”的宏旨.全盘西化肇始于此两端,文学上推广白话文成绩斐然,但后来遁入魔道,逐渐发展到诋毁汉字,欲废除汉字,实行拉丁化的疯狂之中,瞿秋白声言：“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钱玄同建议：“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字.”鲁迅也认为：“方块字真是 策的利器等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现今看来,恰恰是极端的科学主义、西方文化中心（优越）论导致历史认知的迷失和文化价值的断裂.这样一来,究竟是矫枉过正,还是玉石俱焚?激进时期,矫枉过正似乎在所难免.李泽厚曾感叹：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史书美在《现代的诱惑》一书中指出,“诱惑”一词暗含了服从和否定的双重过程,而且相互纠缠.一种方向是中国的现代主义者将现代性视为充满诱惑的、迷人的、值得向往的东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臣服于这一外来的范畴.这一过程也催生了中国的世界主义者,逐渐失去文化主体性.另一种方向则是在黑格尔的否定过程中将现代性转化为内在的固有范畴,在地区范围内修订、重新思考、定义、创造现代性,获得一份文化坚守,主体性被催生出来.如果历史是一架巨大的钟摆,五四运动之后的前三十年基本上朝着丢失文化主体性的方向摆动,后七十年开始有了后一种意识的萌生.站在百年的历史节点上,理应获得一份正一反一合的清醒,在这里,“反”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步骤,但不仅是反叛（打倒孔家店）或翻盘（全盘西化）,还应该包含反思,如何面对传统?事实上,“五四”前后对儒家文化、中医以及阴阳五行的单向度挞伐是值得反刍的,譬如,以实在论的眼光看待阴阳五行是错误的,它并不是一种实体,而是生命内稳态的平衡和关系模型.
反思“五四”,有两个理论命题需要破解,其一是“启蒙和救亡”的悖论.中国的启蒙运动和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不同,带有强烈的民族救亡色彩.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将“救亡和启蒙”联系起来考察,称为复调式启蒙,并作为开启近现代史研究的钥匙,汉斯·约阿施在《欧洲的文化价值》一书中讨论了启蒙运动在德国历史中的地位,他认为有两个“启蒙”,当启蒙作为“完成时”考察时,是革命、转型、进步、进化、净化的杠杆,但作为“进行时”考察时,也包含着许多盲动、鲁莽、投机、疯狂,对实用主义的崇拜,高举理性旗帜的启蒙正在迅速放弃它自身的包容性特征,遁入话语霸权和价值偏锋.在中国,主要表现为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盛行,这便是启蒙的辩证法.既然启蒙主要承担着推动时代进步的使命,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以救亡为目的的启蒙究竟是要增加、重建民族自尊、文化自信还是要减损、摧毁民族自尊、文化自信?如果启蒙运动旨在摧毁文化主体性,加速民族自尊、文化自信的丧失,岂不加速了民族文化的危亡吗?
其二,中国的启蒙和现代化是否应该在日本模式之后亦步亦趋.一九0二年,陈独秀第一次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随即表现出激进主义情绪,这和日本明治维新后社会新风的感受不无关系.一九一四年,陈独秀第二次东渡,一年后回国创办《青年杂志》.将思想文化改造列为首要命题.他将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判断定为“陈腐败朽”,相反,西方社会文化被他誉为“新鲜活泼”,取舍办法只有“利刃断铁,快刀斩麻,决不做迁就依违之想”,必须模仿日本脱亚入欧、全盘西化的选择,彻底舍弃中国文化,接纳西方文明.一九二三年“科玄之争”之后,废止中医提上日程,其核心人物余云岫、汪企张、汤尔和皆为留日学生,一 六年,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十三人奔赴日本（其中未有学医者）.一九0二年在日本留学生二百七十二名,仅有三名习医者.一九0二年,鲁迅有感于“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而选择东渡日本,一九.四年从弘文学院毕业后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后弃医从文.一九0四年留日医学生人数为二十三人.一九0五年起逐渐增加,一九0七年达到高峰,其中以千叶医专人数最多.据一九0七年底留日医学生创立的中国医药学会调查,在日本药科的留学生有九十五人.实藤惠秀调查了日本二十三所医学专门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情况,截至一九一一年共有五十一位中国留学生毕业.他们归国后大部分行医,组织学会,办杂志,争取社会影响,这批留日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前现代人格（国民性）及传统医学大多都持激进、决绝态度.相形之下,欧美留学生对待传统文化有贬有褒,既有持激进主义立场的学人,如胡适、傅斯年、丁文江,学刊《独立评论》《努力周刊》,也有持保守立场的学人和刊物,如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和《学衡》《东方杂志》.胡适对此有所觉悟.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正在巴黎的博物馆里悉心端详敦煌经卷的胡适给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红颜知己韦莲司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胡适不无感慨地写道：“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远离了东方文明.有时,我发现自己竟比欧美的思想家更西方.”他也曾批评过老友丁文江（字在君）对中医的偏激,他在《在君传記》中写道：我颇讥弹在君对中医、中药的武断态度.我指出,所谓西医,所谓新医学,也有高下之别,也有人的区别,有设备的区别,人的性情、道德等等区别.如北平法国医院、德国医院,始终没有受过训练的护士.他们的设备也远不如协和医院.又如在君煤气中毒时,衡阳铁路局的医生岂不是西医,而他们都未见过煤气中毒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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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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