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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到“工分”“工分册”,别说城里人,就是乡下的年轻人也说不出个道道了.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中国农村,一个人的价值、一家人的生活,可都离不开这东西,它是全家人的希望.想当年,人民公社制度造就了亿万公社社员,亿万个公社社员也就有亿万个记录劳动出勤的“工分册”.后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工分册”自然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还有多少个“工分册”被完好地保留着呢?然而在安徽省肥西县山南镇,一位70多岁的老人至今还保留着好几百份“工分册”等资料.
这么多资料,在全国还没见过第二家
1月1日 修塘 10（工分）
1月20日 浇油菜10（工分）
2月12日 锄油菜10（工分）
3月4日 锄油菜 8 （工分）
3月16日 挑塘泥10（工分）
3月26日 砍青8 （工分）
等
这是一本1959年肥西县山南公社馆西大队小井庄生产队社员童庆寿的“工分册”部分记录.这本“工分册”如今被完整地保存在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村74岁的李列元手中.在发黄的“工分册”封面上,“肥西县山南公社馆西大队小井庄生产队”及户主“童庆寿”的字样依然清晰可见.
在李列元家里,这样的“工分册”还有很多：巴掌大的长方形, 封面,印刷不是很精致.它们被整齐地摆放在箱子里.除了“工分册”,李列元还有满满几大箱子的“分红册”“农作物劳动定额表”等.“从1956年我当会计到1980年,有关工分的资料大概有好几百份吧.我比较喜欢收集这些东西.”李列元说,“前些年,有位农业部的领导来参观小井庄,看了我的这些资料后,说只在苏州见过有人保存这么多资料,除此之外全国还没看过第二家.”
由于当时生产队缺少有文化的人,1956年,略识几个字且办事细心的李列元当上了队里的记工员,后来成了生产队会计,一直干到1980年.除了负责队里所有账目和制作分配方案,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每天为社员们记工分.李列元说：“干了这么多年,对‘工分册’有种说不出的感情.”
李列元平时喜欢收集资料,对“工分册”更加关注.由于小井庄是中国“包产到户”的发源地之一,改革开放后农民迅速富了起来,不少人开始翻建房屋,那时候李列元经常帮人拆房子,“拆老房子时总能发现一些旧的‘工分册’等,他们不要,我就拿回来了.”
李列元一直把这些“工分册”看成宝贝.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李列元不在家,正好有个货郎从门口过,他老伴见家里破破烂烂的本子、纸张摊了一地,就拿给货郎换了点盐、糖.李列元回来后,一听急坏了,连忙追了几个村才找到货郎,要回了那些东西.前几年,有位研究“三农”的专家想花5000元买走这些资料,磨了好多天,李列元硬是没同意.他说：“舍不得,每本‘工分册’背后都有个故事.”
“工分册”记载着一段历史
“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记工分是农村生产队每天的必干活.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工分册’,按照每个人所干农活的数量确定分值,让记工员在册上记下来,年底进行统计,作为分配钱粮的依据.”李列元说.“你别小看了这个‘工分册’,在当时可是一家人的希望,吃喝全指望它了.一般头等男劳力是10工分,以下等级依次递减为9分、8分;头等女劳力是8工分,以下等级依次递减为7分、6分.若迟到或早退要扣半个甚至1个工分.小孩所干的农活分值都是固定的,比如放牛一天记3分,割草记2分.一般一个劳力一年有3500个工分.”李列元指着一本户主叫“何孝财”的“工分册”说.
李列元介绍说,记工分一般是晚上在队屋里进行.“屋正中放一张八仙桌,四周摆放着十几张条凳.每天晚饭后,我就早早打开屋门,点亮那盏大号煤油灯.社员们从各个方向陆陆续续地汇集到队屋里,依次坐在条凳上.八仙桌上首位置是队长的,下首是我的.到得早的男人边抽烟、边闲聊,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女人们不是织毛衣就是纳鞋底;孩子们则窜进窜出打打闹闹.”
“估摸着大多数人已经来了,队长说开始评分吧,我随即翻开工分薄.队长根据他的派工和农活完成情况,报出谁干什么活得几个工分,我就在谁的‘工分册’上记下这一天干活的内容和工分数.等到最后一本记完时,往往天已很黑.然而,即便工分记到再晚,也很少有人提前退场——可能是因为工分涉及钱粮分配事关重大,也可能是早已形成习惯,反正大家都坚持到最后,直到工分全部记完为止.”不过,让李列元最劳神的还是为工分争吵,“有时,为了一分半分的,往往争得面红耳赤,最后一般由队长决定或 评议一下.”
在那个年代,可是一切行动听哨声.只要队长哨声一响,不管在干什么都要立即行动,有些男人边跑嘴里还边嚼着饭;而女人则放下喂奶的孩子,边走边扣着衣服等反正不能迟到,因为迟到了要扣工分.至于到了后怎样干活就另当别论了.”据李列元介绍,那时干活重数量不重质量.比如锄草,大家不关心锄没锄草,关心的是进度,所以锄了好几遍,工分记了好几次,草还是依然在.“那时候,一切来源于土地,如若一天不干活,到年终分配时就直接影响到收入.尽管那分值十分微薄,但一家老小的吃喝开销全这在里面呢.”
不过,评工记分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为了提高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改变那种“干到落日头,一天一划头”的平均主义,后来队里规定凡是能定额包干的农活都实行定额包干,如犁田、插秧、割稻等,预先定好每亩的工分数,然后根据实际完成的数量和质量计算工分.“这样虽然比原来的记工分法合理了,但计算的难度增加了,我的工作量大了不少.”
那个时候的李列元,深知工分在社员们心目中的分量：不仅体现了他们的劳动价值,更是他们生活的依靠和希望.所以,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马虎,总是耐心细致地记好每一笔账,尽可能不出差错,让社员们放心.“常常工分评好后,当我收拾好账本最后一个离开队屋时,夜色已罩住了整个村子.”
在生产队,最激动的时候要算年底分红了.“社员们拿着‘工分册’到我这里记账,我会根据全生产队的情况做决算.在生产队交够‘公粮’和‘购粮’后,剩余的粮食还要留种子和机动粮,最后才给社员分.队里让社员分粮的依据有两条：一是各家的人口即计口分粮,每家都有,拿我们生产队来说是每人每年450斤左右基本粮;其次则是工分,按工分多少分粮.待到年终总决算时,将生产队的经济收入除提留（在总收入中按规定提取一部分存留起来作他用或归自己使用——编者注）外,全部按全队的工分平均,看一个工分值多少钱,然后减去,就是年终各家各户分红所得的钱.”
“年底决算,那结果是现在的人无法想像的：一个全劳力起早贪黑干一天仅值几角钱,披星戴月干一年还不到200元！”李列元感慨道,“于是不少家庭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但分不到钱,反而还要给生产队交口粮钱.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李宗胜,有5个小孩,只有两个大人干活,一到年底分红还要分给队里钱,没钱的他家只好以粮食充抵.”
回忆过去,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挣工分的日子渐渐离我们远去,大家不用为挣工分而忙碌了,“工分册”自然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过去记工分、挣工分的日子,李列元却是无法忘记,“有时,我会拿出‘工分册’翻一翻,感觉就像放电影一样,连续地反映出我30多年的人生经历.”
李列元说,现在他还喜欢走过曾经为社员们记工分的队屋,曾经留下过乡亲们无数欢声笑语的队屋,曾经伴他度过许多黄昏的队屋.虽然,队屋早已不在了.但对于李列元来说,时光之手不能抹去他的记忆.他说,他要把这些资料再加以整理,因为有些纸张开始破损,字迹也有些模糊了,“除了已送给‘小井庄包产到户纪念馆’一部分外,余下的我像‘传家宝’一样一代一代传下去,不能丢失.回忆过去,了解以前生活的贫乏,是为了以后更好地生活.”
（摘编自《党史纵览》2014年第8期.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邓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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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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