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台湾社会的政治话语重构与影响是关于对写作重构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重构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有帮助。
[摘 要]（中）摘 要政治话语是政治行为者政治诉求的载体,政治话语建构是政治行为者重构民众政治认知并取得其支持的重要路径.在台湾的政治变迁过程中,围绕“主体性”和“本土化”话语为中心展开的话语争夺是政治权力斗争的重要方面.台湾的政治话语博弈推动了台湾政治话语谱系的重构,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了社会大众的政治认知样态,对台湾社会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显著影响,成为台湾政治板块移动以及政治结构变迁的重要动力源.政治话语建构能力已经成为判断台湾社会中政党等政治行为者政治动员能力时难以忽视的分析维度.
[关键词]（中）关键词政治话语；重构；政治生态；政治认知；台湾；意识形态；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D675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6）04004107
正文台湾社会的政治话语重构及其对政治生态的影响一直是学界较少触及的题域.现代政治生活中话语是展示秩序的重要符号系统,[1]政治话语结构的实然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及秩序观.特定政治话语的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基本样态及规则、制度的分布状态密切相关,其本身就是权力结构的外化形式,而政治话语结构的变化又会反过来对权力结构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1970年代以降,台湾政治话语结构随着政治结构变迁的展开也经历了剧烈的变化过程,并对政治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台湾社会的政治话语重构是政治结构变迁的重要内容,同时政治话语谱系的改变又会反过来强化或推动政治生态的变化.台湾政治话语重构的重要表征就是由原来的一元政治话语结构转变为二元对立的政治话语结构.①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政治话语或者互相交缠,或者互相竞争,政治话语谱系也因而变得复杂起来.易言之,政治话语重构事实上也是“非主流”政治话语建构并不断挤占“主流”政治话语生存空间的过程.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依靠较强的军事力量建立起“二元侍从主义体制”,同时建构起以“反攻大陆”为中心的政治话语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中国法统”,宣扬国民党当局是中国领土上唯一之“合法政权”；（2）“暂时迁台”,“动员戡乱时期”国民党当局迁至台湾；（3）“法统维持”,迁台期间为了维持“法统”,“民意机关”将不改选,待“反攻大陆”成功后再行改选.[2]自败退台湾到解除“戒严”,上述话语一直是台湾的主流政治话语.可以看出这些政治话语依附于“三义”论述、国民党当局的军事力量以及对岛内的较强政治统合能力之上,主要功能在于为国民党当局的统治提供“合法性”说明.
在国民党统治基础比较稳固的情况下,台湾的政治话语结构也保持着比较稳定的状态,及至1970年代反对运动逐步扩大,政治话语结构的剧烈变化也随之开始.从台湾战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非主流政治话语建构主要以意识形态区隔塑造、身份认同区隔塑造等方式影响人们对政治事务的判断并强化敌我政治边界.上述政治话语建构是一个长期过程,出现于反对势力与国民党当局激烈的生存和发展竞争、对抗之中,反对势力根据情势需要,以夸大、扭曲、煽情、简单化等手段来创造于己有利的舆论氛围,寻求民众支持.仅从过程来看,反对运动的政治话语建构涵盖了话语设计、话语传播、话语被接受并在现存话语体系中开辟出生存空间等不同阶段.台湾社会政治话语的建构过程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结束,反对势力的政治话语建构与国民党的反建构斗争贯穿于台湾政治变迁的大部分过程,其结果就是政治话语结构的改变以及话语权的转移.台湾社会政治话语谱系中的新增话语不断挤占国民党传统政治话语的生存空间,使台湾的政治话语结构逐渐变得复杂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台湾社会的政治话语谱系中主要新增了以下内容.
“主体性”话语.“主体性”话语包含了“本土性”“本土化”“台湾主体意识”“台湾优先”等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有的早已有之,如“主体意识”的概念自日据时代就已经出现,不过当时的内涵与现在台湾政坛上的“主体意识”内涵有根本性差异,当时这个概念主要指涉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保持作为汉民族自主性的意涵.黄俊杰认为台湾社会“主体性”话语的变异与其社会变迁过程密切相关,“随著战后近五十年来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中产阶级的茁壮,以台湾为主体的意识日益苏醒.等在知识阶层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台湾为中心的世界观.”[3]这种带有强烈乡土认同的朴素情感被反对势力利用,逐渐建构出了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言说结构的“主体性”话语：在内部强调“本土性”,强调对台湾的“认同”；在两岸则强调“台湾优先”,同时强调台湾在决定自己前途和两岸关系走向方面的“自主性”.因此大陆学者王建民认为,“台湾主体意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台湾岛内分裂势力的强力鼓吹、宣传、政策推动塑造的,是人为建构的,是“台湾意识”的另一表达,其实也是“台湾国家意识”,其核心是强调台湾的“主权独立性”与“国家性”,是排斥与对抗中国意识的.[4]也正因为如此,“主体意识”成为“”势力极力争夺话语符号,并极力将“主体意识”与“”主张勾连起来,以图扩大“”理念的生存空间.
社会力话语.“社会力”的概念出现于1970年代,即党外势力开始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概念的提出与当时社会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一时期台湾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级逐渐形成,化进程不断加快,国民党威权统治面临重大危机.国民党当局在压力下不得不作出妥协,通过“修宪”、解禁、扩大参与等形式,推动政治转型.此时,台湾的社会运动也逐渐兴起,包括消费者运动、地方性反污染自力救济运动、生态保育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运动、校园运动、老兵福利自救运动、原住民人权运动、残障及福利弱势团体运动等.[5]民间话语借助社会运动的力量逐渐进入主流话语谱系,社会力话语中比较典型的言说方式如“草根”“人民的声音”“民间社会”等,现在已经成为台湾社会耳熟能详的政治话语.从当时的具体情境看,社会力话语在台湾社会反威权统治的激烈斗争语境中形成并发展起来,所以早期台湾的社会力话语带有强烈对抗性色彩,比较强调民间社会与上层政治系统的矛盾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抗争.从历史上看,民进党及党外时期知识分子是社会力话语的主要建构者,也是这一话语的主要获益者,所以本文认为这种话语在内涵上属于政治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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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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