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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夏济安二度赴美后,改变了此前研究方向,从英美文学研究转向中国现代左翼文学研究.其中,在美国50年代开始发生巨大影响的针对中国的区域研究,和夏“孤立无援”的离散处境,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这也催生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名著《黑暗的闸门》的诞生.
随着2015年12月《黑暗的闸门》中文版面世,这距离1968年此书英文版出版,已经过去了近40年.王德威有言,这部著作“有同情的理解,也有練达的批判,首开英语世界对左翼文学研究先河.”本文的关注所在,是夏济安此书写作的时空背景,即美国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区域研究的学术气氛和夏济安身处的离散处境,以及夏济安在这一背景下从事的学术活动.
夏济安于1959年3月24日抵达西雅图后,没有从事自己“本业”——和英美文学有关的教学和科研,而是暂时在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参和学术研讨和交流,对此,据夏志清夫人王洞描述：“济安的专业是英国文学,理应在华大教英国文学.由于系主任的‘偏见’,不信任中国人教英文,没有给济安开课.济安乐得清闲,除了在英文系听课,常到该校东方系走动,不久和东方系的教授们建立了良好的人事关系.华大远东和苏联研究所所长乔治-泰勒以‘研究员’名义替济安延长了签证.”因此,大约在1959年下半年,夏济安完成了《鲁迅和左联的解散》一文,同年开始参和由华盛顿大学远东和苏联研究所弗朗茨-米歇尔（Franz Michael）教授主持的“现代中国历史研究项目”（Modem ChineseHistery Project）,而至迟在1961年《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出版前,他同时也参和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当代汉语研究项目（CurrenL ChineseLanguage Project）.
自此,夏济安二度赴美后,一直分别为两个美国学术机构“打工”,两项工作几乎是同时起步的,而且一直持续到1965年他去世,始终交叉并行.夏济安二度赴美期间完成的约14篇/部英文论文或专著,其中除《中国小说中的梦境解析——<西游补>》属于古典文学研究范畴外,其他13篇/部均围绕着以左翼文学为中心的现代文学研究和1949年后大陆舆论术语两个课题集中展开.两类学术工作大体上可各自划入文学和语言学两个学科,其研究方法和关注侧重均有所差异.文学研究原来就是夏济安本色当行,此前主持《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和台湾期间的批评活动对于现代文学传统已多有触及.李欧梵说的“他来到美国审视时事之后,选择投身一块和他先前研究毫无关系的领域”,指的便是夏济安所从事的语言学研究,这个研究领域是在美国区域研究的学科框架下,针对1949年以后也即当代（current）中国公开出版物中出现的新的语言现象进行的带有语言学和人类学色彩的研究,这项研究的学科性质,如项目主持人陈世骧引用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的观点：“语言在特定时空下是对‘文化的象征性引导’.”
这就决定了该项研究也带有文学和文化人类学色彩：“我们的中国语言研究计划,持续观察中国大陆快速发展的小说语言现象,并在此前若干系列研究中,举出某些极其重要的细节来阐释这些现象.”即使在当时的学术视野里,这种研究也已经是语言学、文学和文化人类学相交叉的边缘学科,对于夏济安来说,不啻于在方法论和理论背景上相当程度上得改弦更张.夏济安赴美之初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在美国立足后方能图进一步发展.尽管“我们知道这些手册和他自身的修养喜好不符,甚至完全相反”,但严峻的生存压力仍让他不得不先考虑找一份事情来做.伯克利的研究项目,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报刊上新出现的词汇和语言现象.从1961年到1964年,夏济安在这一项目支持下出版了四部专著.因本文主要针对的是夏济安学术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左翼文学方面,故对其语言学方面的著述不作深入探讨和分析.
在考察夏济安在美国进行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时,我们要意识到三个带有前提性质的问题.第一,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是在他的现代文学观影响下进行的,其对左翼作家和作品的阐释都是在此前主要是在台湾时期形成的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认识、叙述模式、基本思路、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的.第二,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是在50年代美国区域研究兴起的框架内形成课题思路、基本脉络和研究重点的.区域研究作为一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边缘交叉学科,夏济安的学术研究也不能完全脱离其基本立场和学科框架,一定意义上,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和他的语言学研究是同步进行、相互参照交叉的.第三,夏济安作为一个寄身异国而使用双语写作的学者,其离散处境使他不可能完全从美国学院派角度出发,对自己的研究课题进行中规中矩的操作.如他在华盛顿大学的同事和项目负责人弗朗茨·米歇尔（Franz Michel）所说,夏济安的思路常常在同事们的探讨中远远超出研究常轨,以至于在他身后人们无法判定他下一步的研究重点究竟会拓展到哪里.因此可以说,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是他在离散处境下,在美国区域研究的学科框架下,对现代文学中占相当比重的左翼文学进行的一次回顾和审视.值得重视的是,他使用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远远超越了美国区域研究规制的范围,而成为后来美国大学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路方法的源头之一.如李欧梵就说：“在夏济安先生指导过的学生当中,我特别追随他的学术脚步,研究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自有其独特性和超然性——在同一时期内,不仅超越于美国同行；也在很多具体领域超越于他同时期的大陆同行.自然,因为区域研究框架的学术规制,也囿于资料匮乏和夏济安自身学术兴趣和个性偏好,他的研究在许多方面的展开是不充分的,甚至是带有很明显的偏差乃至偏见的.但由于夏济安的研究和建国初期文学史研究强烈的对话色彩,在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写文学史活动中,他的许多观点不无启发和建设意义.
从1959年到1965年,夏济安的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持续了六年.1968年,经夏志清编辑整理,将其中的5篇论文和一本专著经重新编排,以《黑暗的闸门一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The Gate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Literary Movement）为标题出版.2015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此书中文版.两个版本虽于基本篇目的收录和编排上并无太大差异,但中文版删去弗朗兹-米歇尔为该书英文版撰写的前言,代之以中文版审订者王宏志带有导言性质的《笔权和政权——写在夏济安先生<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中文版出版之际》,同时还收录了夏济安1963年发表于《中国季刊》（The China Ouarterly）第13卷的《 小说中的英雄和英雄崇拜》一文.此外,夏济安生前出版的四部专著中的《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Metaphor,Myth,Ritual andthe People"s Commune）,其研究关涉五四以来对于传统文化整理的反思,以及对建国后对民间文化创造性改造的分析,因此也可以纳入其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的范畴.此外,夏济安1963年9月发表于《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季刊》的论文《俄罗斯的中国形象》（Demons in Paradise： The ChineseImages of Russsia）虽然探讨的重点是自清初至60年代初俄罗斯形象在中国的演变,仍然属于语言学范畴,但其文章后半部分使用了相当数量现当代中文小说中对于俄罗斯的想象和描绘,方法论上亦带有比较文学形象研究的色彩,因此也可纳入对其以左翼文学运动为中心的现代文学研究考察范围.假如把研究视野稍微扩展,夏济安早在1959年为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撰写的附录《台湾文坛》中关于左翼文学的看法和观点,同样可和《黑暗的闸门》中的一些论断进行参照阅读.
《黑暗的闸门》的论述体系体现了夏济安和同期大陆文学史研究有所差异的历史分期意识,将左翼文学的范畴扩大到1949年以后,其考察对象及于建国后当代作家的创作活动和50年代以来问世的“左翼”小说.区域研究的学术框架对夏济安研究立场的规制、和他在某些方面观点和视野的超然性也值得关注.同时应该强调的是,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以建国以来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为参照和对话对象的,大陆整理出版的现代文学史料为他的研究也提供了部分材料支撑,而大陆史家的观点更成为他别立新说的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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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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