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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陶瓷研究,可谓历经了一代又一代瓷学前辈筚路蓝缕的工作.关于中国陶瓷的研究著述方法丰富,分别从史的角度、鉴定的角度、工艺的角度、窑口的角度、瓷器品种的角度论述,或者从官窑角度、民间窑角度纷纷进入研究.中国人类学家方李莉教授关于陶瓷的研究则另辟蹊径,形成了独特的意义与价值.她关于陶瓷方面著作典美又厚实凝重,专著包括《飘逝的古镇——瓷城旧事》 [1]、《景德镇民窑》 [2]、《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兴民窑业田野考察》 [3]与《中国陶瓷史》 [4][5].本文主要呈现方李莉陶瓷文化研究的方法论价值与意义,并将之归纳为：在田野之中的“求实的人类学意识”、在器物之外的“细腻的物质文化研究”、在历史的深处的“浓厚的历史意识”.
一、在田野之中：求实的人类学意识
方李莉所著《中国陶瓷史》不同于过往的陶瓷史书写方式,是一部采用物质文化研究方法,渗透完全的艺术人类学意识的舂容大雅之作.这部《中国陶瓷史》以史的线性序列作为著述的结构,以物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作为主导,用人类学的方法进入研究,用丰富的考古资料成就了这部不同凡响的中国瓷的著述.其《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兴民窑业田野考察》亦采取人类学方法进行田野考察,展示了从陶瓷技艺的变迁到窑业的变迁,从窑业的生产到窑工的日常生活.人类学是一门具有整体性眼光的学科,往往采取跨学科方式来观察与研究对象.方李莉研究中采取了人类学研究方法来研究陶瓷这门具有“历史性与地方性手工艺人们的社会群体活动” [6],并且采用一种复杂的动态的方式研究陶瓷“传统在现代化中的复活和重构. ”[7]此外,因人类学是一门注重田野调查的综合性学科.因此,她无论是对田野资料还是历史资料,均采取了历史比较、文化渊源考证以及文化对位方法论,进行整体研究.她提出,在研究一个器物过程中,不能拿标准来衡量某一个地方性知识.而是要在 “具体生活方式的充分描述上,旨在通过最细致的观察,提供有关某一生活方式的全面图景. ”[8]
中国人类学家费孝通提出“从实求知”及“走向田野”的思想.方李莉承袭了师门的研究作风,进入田野实实在在地调查与分析.她对于知识与田野的关系有很好的论述,她主张人类知识不能止步于书本,而更重要的是关注其“真实的生活空间中” [9].过去岁月历史中留下的理论以及今日当下社会的理论,均需要从实践中来进行重新认识,唯有如此才会有更接近事实的深切体会.另外,她认为新理论往往取之于生活的直接一手资料,而书本理论的间接资料是需要通过今日社会生活来考证.她主张中国学者要了解真实的中国社会,则需要建构中国自己的完整的艺术人类学理论.而具有价值的理论需要从从实践中来,从田野中来.她深刻认识到理论“原本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10].方李莉对于现实总是具有敏锐的
触角,她对学术具有一种现实责任感,她认识到人类世界目前正处于社会的激烈转型期,人类发展需要多样性的世界智
慧和经验,“而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在当今世界是非常重要的. ”[11]因此,她用一个个的扎扎实实的中国个案研究,面对现实,提出问题,找寻问题的答案,提出闪亮的思想.
二、在器物之外：细腻的物质文化研究
器物背后隐含的深层社会结构并携带着丰富的文化观念,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所说处于文化之中的人,“行为均决定于他手中的传统材料. ”[12]历史研究方法在近生了革命性变迁,学者们渐渐地从圣者的言论与塔中走出来,而是把人文的研究情怀转向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人群.因此,社会底层的人文也如同圣者的理论一样,进入研究文本,于是普通人的信仰、思维与文化结构进入文字中.人类的事象纷纷落入学者们的目光中,从时令、技术、人群到曾经琐碎的日常生活.学者们纷纷采用物质文化研究方法,展开了对于形形色色物质的细枝末节的研究.这种历史意识也渗透到方李莉的陶瓷研究之中,她把目光从器物拓宽到匠和艺.越过孤立的器物之外,结合时令、技术、人群方方面面的因素,分析器物技艺特点,并延伸到技术背后的非物质的因素.譬如瓷工的生活、窑业生产方式等.同时,她将研究对象从物衍生到人,通过对陶工的制瓷活动来揭示陶瓷史的另一种丰富的侧面.
法国年鉴学派影响了近代历史研究.近年来,柯律格、彼做到 ·伯克（Peter Burke）、林·亨特（ Lynn Hurt）、娜塔莉 ·泽蒙 ·戴维斯（ Nataliz Zemon Dis）、罗伯特 ·达恩顿（Robert Darnton）等许多学者的著述渗透了人类学意识,以历史为田野,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进入研究.方李莉的著述也深刻地携带着人类学学科的意识与方法,深入到器物背后的社会与文化语境,譬如在研究陶瓷纹样时,她重视分析文化内涵发生的内在文化动因.在《中国陶瓷史》中,她分析了唐代城市的新布局与手工艺的发展、科举制度与文人生活、茶文化的兴起、外来人口与文化交融对于器物的影响.中国文化学者往往容易滑入中国文化“道”与“器”分离研究,方李莉的艺术学与人类学严格的专业训练背景,使做到她对人类的“造物”行为及其文化观念有着深刻的理解.方李莉指出器物日常器用其实就是“文化的载体和象征物” [13].因此,她将器用研究置于器用的文化之中,不但研究器,还研究器用其道.通过将器用置于整体性研究之中,找寻器物背后存在的“整套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及中国社会的变迁史” [14].因此,她的文本采取了一种典型的细腻的物质文化研究方法.
三、在历史的深处：浓厚的历史意识
器物不仅是人类的人工产品,也表达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同时还携带着人类审美意识.器物能映射出中国的社会变迁轨迹,方李莉在其研究中渗透着浓厚的历史意识感.譬如她细腻地分析了中国历史各朝的器物美学,采用历史的线性因素分析中国瓷器的美学品位的变化.她分析了中国在唐代瓷器的日用化进程,体味到“动物纹装饰题材逐渐被植物纹所取代. ”[15]她用器物的纹饰来印证中国雅文化到俗文化的转向,观察到从器物的型器变化来看,元代走向世俗化.从元代的陶瓷纹饰中,辨认出了中国陶瓷“由雅向俗转化的一个重要开端之一. ”[16]她比较了明清时期瓷器的美学品位,总结出明代青花瓷 “色彩明丽” [17]而清中期景德镇陶瓷艺术则显现了“完全不同的世俗美. ”[18]在此,她的浓厚的历史意识渗透到对器物的美学价值观,准确地体味了中国陶瓷器物审美世俗化的走向脉动.她将器物文化置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通过器物的器型及纹样的历史流变,显露出中国文化由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的追索.在此,展现了中国器物的审美走向.早期器物,主要作为一种礼器.东汉时期之后实用器日渐增多,日用器之中的六朝青瓷的装饰依然具有宗教意味.而隋唐五代世俗转型,宋元做到以发展,明清器物世俗化更趋明显.她的著述不仅是关于陶瓷艺术的历史描述,同时是关于中国文化艺术历程的理解,映射出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认识” [19].因此,方李莉的陶瓷文化研究,同样反映了中国的社会变迁轨迹.这是她深厚的历史意识对于著述的渗透,使做到文字注入了浓厚的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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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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