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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稿所发表的文章,涉及几位青年学者在有关中国音乐史范畴内的区域音乐史研究、中国古代乐器史研究、宋代礼乐研究、近代史学与音乐史学问题以及音乐与科技的关系等问题的学术思绪.
一
一部完整的中国音乐史,应包括我国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经济、不同文化状况、不同语言环境中的音乐文化.然而在当前,全面反映我国多民族、各地域音乐文化及历史面貌的音乐史著作,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音乐史学研究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很多课题尚未进行或是研究做到不够,致使我国广大地区的许多音乐史实尚未做到到发掘.因此,对我国不同区域的音乐史,尚需进一步研究.对当前区域音乐史研究现状进行考察的文章,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
在“本期特稿”里,有李俊博士关于区域音乐史研究的反思性文章——《区域音乐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他阐述道：区域音乐史研究迄今已经取做到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地域上涉及港、澳、台地区及大陆的各区域,在内容上涉及整体性研究、音乐生活与音乐文化研究、音乐家与音乐创作研究、艺术音乐与传统音乐研究、音乐教育与音乐社团研究,以及其它研究等方方面面.鉴于目前的总体情况,区域音乐史的研究中面临的问题是,在整体研究及理论架构研究上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研究对象上有待进一步拓展,在史料建设上亟待加强等等.李俊博士提到的问题当引起我们的思考.
二
我国对区域音乐史的研究,以往多使用“正史”中的音乐史料,而“正史”中的音乐文献主要集中体现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意志,集中反映与统治者相关的音乐活动,而对民间习俗中的音乐活动则涉猎不多.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历代“方志”中的音乐史料,对民间音乐的历史进行一系列的考察研究,已取做到一定成果.但是,以前对于广西地区“方志”中有关音乐活动的研究,尚属空白.
在“本期特稿”中,王艳与李莉教授合撰的文章《桂林郡（府）古籍方志中的音乐》,就是对尚处空白的广西（桂林地区）“方志”中有关音乐内容的研究.文章以清代桂林府的地方志所存的史料为依据,考察清代桂林地区民俗音乐的运用.文章认为,清代桂林音乐活动主要体现在礼仪民俗及岁时民俗两大方面,另有祭祀、典制、少数民族信仰活动等,其音乐也贯穿于日常生活所经历的各个节日,甚至贯穿于人类生、老、病、死整个过程中的各个仪式.可见,桂林“方志”中的音乐活动,在当地人民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在桂林地区的音乐史研究方面,本期还推出王玏硕士的文章《“新桂系”时期广西桂剧的改革》.“桂系”是指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先后以广西为统治基地、以广西籍军政人物为主要代表的军政集团.按代表人物来分,可以分为以陆荣廷为代表的“旧桂系”和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王玏的文章认为,“新桂系时期（1925—1949）”是广西桂剧发展的重要时期,从1926年到1949年,广西桂剧改革经历了酝酿、推行、萎顿三个阶段.特别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桂林文化城掀起了“文化救国运动”,桂剧作为广西重要的传统戏曲,其如火如荼的“桂剧改革”活动在此时期正式拉开帷幕,“桂剧改革”是桂剧在此时期做到以发展的强大推力.
三
乐器学（Organology）是音乐学的学术领域之一.乐器学不仅对乐器的构造、乐器的制作进行考察,还涉及乐器的性质、乐器的分类、乐器的发展、乐器学资料、乐器学研究方法等等问题,还扩展到乐器使用的音乐现象乃至与音乐艺术相关联的许多领域.乐器学作为一门学科体系,大约在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做到到确立.在世界各国各地区都留存许多有关乐器的文献和记载.我国古代文献中,更有许多乐器学方面的史料与记述,如《尚书·舜典》中“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记载,我国“正史”中包括“音乐志”“艺文志”“律历志”,抑或历代史籍如《乐书》等,都有大量与乐器相关的内容,又如周代文献中有关“八音”分类的记述等.
在“本期特稿”推出的文章中,有张川硕士的文章《古代文献中秦朝至明代的乐器》,就是以秦汉至明代的古文献为依据,探索这一很长历史时期我国乐器的种类及其特征,亦探讨古人对乐器的态度等.
而徐蕊博士的文章《古代文献中的唐代五弦琵琶》,主要阐述了唐代“正史”中出现颇多的且盛行于唐代的“五弦琵琶”.在唐代前后时期的北齐、隋、宋代的文献记载中,与“五弦琵琶”近期或同期出现有“胡琵琶”“龟兹琵琶”“五弦”“搊琵琶”四个概念,诸项概念在不同的文本中均意义独特,与唐代五弦琵琶或释义相近,或语义交叠,但又不完全相同.文章以大量的史料为依据厘清了唐代文献中有关“五弦琵琶”的定义、演奏,以及与其它琵琶所不同的概念.
四
我国礼乐始于夏商,周初周公“制礼作乐”就形成了独有的文化体系,后经孔子和孟子承前启后,创建了以“礼、乐、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系统,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先贤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的“人伦和谐”.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礼乐文明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蔡菲硕士的文章《宋代五礼中的鼓吹乐类别及其形态》则论述宋代与礼乐制度有关的“五礼”中的鼓吹乐.在礼乐盛行的宋代,鼓吹乐与礼乐仪式关系密切,尤其体现在宋代“五礼”仪式中.鼓吹乐的形态和职能,也是随着“五礼”仪式的性质和用乐场合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其主要包含有卤簿鼓吹、鼓吹十二案、钧容直、东西乐班、马后乐、随军番部大乐等.
五
古史辨派,又称疑古学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学术流派,其创始者及主要代表是顾颉刚、胡适和钱玄同等.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受到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吸收了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学术思想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他们主张历史演进的观念,提倡大胆疑古的精神.古史辨派在其研究中,推翻了传统所谓的“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其中,顾颉刚就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
在“本期特稿”中,有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留生的论文《古史辨派与朱谦之在“诗乐”上的态度》,阐述在音乐文学史、哲学、宗教学、东方学等方面贡献卓著的近代学者朱谦之作为音乐史学家的另一面,论及了朱谦之与古史辨派在《诗经》中“诗乐”学术态度上见解一致的地方.
六
音乐科技的研究是音乐与科学技术相交叉的边缘课题,用科技手段研究音乐问题,是当代音乐学界研究的新方法与手段之一.对于音乐与科技来说,它是一项新开拓的研究领域.
在“本期特稿”中,我们推出单金龙老师的论文《〈〉中“五脏相音”的实践与计算机交互分析》一文.文章论述了《》一书中用“五行”和“五音”的运动的特点,及其与“五脏”的某些相互作用.文章对上述观念进行了资料的注疏,并探讨“五脏相音”“五音疗疾”这一古老理论的原理,再通过计算机交互的音乐分析,分析“五行音乐”“五音疗疾”所显示的审美实践特征,展示出建立在“运气”下的、古老的“五行音乐”的审美实践与理论.
七
本期特稿部分体现了当今我国音乐史学“新生代”有关“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几个成果,作者们都是介乎20至30岁间的年轻学者.在这些文章中,尽管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或那样多的不足,甚至是谬误,但是从中我们也感受到其充满了“学术锐气”,也更多使人感受到我国音乐学术“新生代”所带来的新的学术视野与新的学术思绪.
我以为,今后我国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乃至整个音乐学研究,就寄托在诸如本期所推出的这些年轻人和更多“新生代”学者身上,因为“青年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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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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