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清末民初文学变革和东北小说的文体构建是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清末民初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清末民初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摘 要：在清末民初的东北的历史语境下,传统与现代杂糅,在这一理性化背景下的文学活动也表现出同样的社会思想取向,即近代理性的渗透和现代性要素的培育,这是文学发生各种文体变化的思想背景,也是现代文学的生发根源.从文言、旧白话、欧化白话到现代语体,是清末民初二三十年间东北小说文体变化遵循的基本路径,发生了一系列包括小说观念、结构技法、阅读期待等在内的变化.外来小说的文体示范带动了小说体式、技法的变化,为东北小说文体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新式教育为新文学打造了队伍,培育了东北小说创作、阅读、传播各环节的新生力量,推动了东北现代小说文体的选择和养成.
关键词：清末民初；文学变革；东北小说；文体
作者简介：薛勤,女,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从事文艺学、东北近现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辽宁社会科学院课题 “20世纪初东北文学的文体选择与建设”,项目编号：Lnsky16ZX128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6-0114-07
创新往往是在与传统的博弈中生发的,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东北文学的文体变化较为纷繁丰富,尤其体现在小说文本中,从《靴子李》（1906）、《俄灭波兰记》（1907）到穆儒丐旧白话小说《香粉夜叉》（1919—1920）和金小天现代诗性小说《春之微笑》（1929）,近现代东北小说在文体形成的过程中,与传统文学在体式、语汇、技法、情节上多有交叉、融会、借鉴；翻译文学引入的外来文体,如抒情体小说、侦探小说、科技小说等,丰富了此一时期东北小说的文体类型和技法；这一阶段全面付诸实施的新式教育,在思想和语言层面为文学变革和小说文体的构建与创新准备了基础.至1930年代前,东北的小说终至以日常生活为主要场域的社会小说叙事取代了演义、神魔、狭邪诸体传统小说,构建了以人的现代性觉醒为底色的现代小说,使之成为20世纪东北叙事文学的主流,这背后透现出了种种富于时代性的选择.
清末民初,东北文学的小说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在文学观念上,逐步接受现代西方文学观念,以文学现代美学追求为旨归,以现代的文学观取代传统文学观,由尚实尚雅转向俗化虚构,在技法上,由口述文学向案头文学转变,小说的叙事视角、叙述技巧、结构体例均呈现出新的面相.
追溯我国传统文学中小说的文体之源,小说并非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类,相反,是文人士夫的堂上案头之作.在历代正史中,小说均著录于《艺文志》之下,在古代图籍分类中亦列入子部.“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1]（P1182）视小说为搜奇记逸的文雅文本,涉笔记录而成文成趣,认为小说与史传关系紧密,二者有着共同的叙事功能：“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按：指小说）.《世说新语》古俱著录于小说,其明例矣.”[1]（P1204）并且,如纪昀所言,小说应遵循“既述见闻,即属叙事”的文体规则,不可“以传奇法而以志怪”,认为小说“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2]（P472）.而俗文学中的叙事类,如各种话本、评话、拟话本、演义、章回各体,因多有虚构,则不在此列.传统主流文学的这一脉观点,从战国至明清,流传有自,基本规制了传统文学系统中对于叙事的认识,即小说叙事强调雅化和真实性,排斥艺术虚构.在这一基本原则下,史传和小说的共性在于具有同样的叙事性,而其差异在于,前者所记为军国大事,征实确凿；后者所记为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虽可有恍惚无征、荒诞不经的特征,但对“记”者而言,也要具有真实性.同时,小说被认为还有观风俗（社会认知）、寓劝诫（道德教化）、广见闻（知识学）的功效,因而可以“补史文之阙”[1]（P1194）.
清末民初,由于翻译小说的阅读者多是知识文人,使得翻译语体也多采用文言,以迎合读者的喜好.严复说：“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3]（P124）狄葆贤认为,“美妙的小说,必非妇女与粗人所喜读”,“欲导国民于高尚,则其小说不可不高尚,必限于士夫以外之社会,则求高尚之小说亦难亦”.[4]在他们看来,“美妙”、“高尚”的小说并非面向粗通文墨者的通俗读物,而是为“博雅君子”提供的精神家园,这或许也从另一方向印证了传统文学对于小说这一文体的尚雅倾向的期许.
因而,直到20世纪初年,东北小说甚至某些文论、文评,作者往往要“坐实”写作的人物、缘由、语境,体现出尚实的文学观的内在形式要求,即拒绝虚构.小说亦常见这类强调文本的真实性的痕迹.譬如王冷佛的长篇分章小说《珍珠楼》（载《盛京时报》1924年3月24日至10月14日）,题下开篇有自称“记者”的“附言”：“记者于前年到奉,曾在本报上著一小说,名之为《珍珠楼》,所述为民七秋日,锦州花界里一桩实事.记者以笔墨拙劣,嗣又以在哈事繁,半途搁笔.乃近以友朋怂恿,又屡有阅报者,催续前稿.辞不犹己,遂又于杂俎栏内终日献丑.内容若何,有约过前半折的,必能记忆.如再由前一章重为揭载,又恐阅者嫌其烦絮；若不自开篇儿说起,恐又有不知者,贸然一见,突如其来.思维至再,望阅过前半部者格外鉴宥,今仍自第一章重为刊载.书内文字,记者以记忆力异常薄弱,所作前部又无存稿.或竟有不同之处,亦乞谅解是幸.”这类夫子自道,强调的即是文本的真实性.
如果说案头文学是小说的源头,那么口头文学则可视为掺入了小说的发展历程的支流,譬如宋元以后大量出现的口头文学色彩浓郁的变文、话本、评话,以及文人创作的拟话本等叙事文体,构成了允许甚至倡导虚构的各体白话俗文学,提供了叙事文学虚构的合法性,在文人的参与下创造了旧白话小说,旧白话小说虽在传统文学内不得升堂入室,但以其通俗性、娱乐性和受众广泛,一直葆有生命力,并且成为20世纪初新小说的遥远的先声.
旧白话小说承话本而来,传承了说书艺术重娱乐的色彩,凸显了较多的传奇性、娱乐性.如梁启超所说,“英雄、男女、鬼神”,“可以赅尽中国小说矣”[5],即指出传统小说关注传奇故事,强调趣味性,对于人生社会、日常生活之深广复杂少有体现.如《贼中贼》结尾处,作者的附言传达出其对于小说的阅读功能的期待：“此本小说,今日译完等今于下星期,另编译新小说,登诸报端,以供诸君解睡魇之助.”（《盛京时报》1912年5月20日）所看重的,仍是小说可“解睡魇之助”的趣味性.又如汪楚翘的《恶果》（《新文化》第12—14期,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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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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