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刍议是关于纳文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纳纹女装官方旗舰店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章学诚认为文集的价值在于“和史相辅”、补史之不逮,如此便形成了一种“纳文入史”的文史观念,强调文集的史学意义.首先,他以“六经皆史”的史学观为基础,完成了“纳文入史”观的理论构建,其中“文体”是他把文集纳入“道—六经—战国之文”这一史学体系的关键.其次,《文选》兼览八代、汇聚各体又各以类分的编排体例,和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学方法相契合,这也成为后世文集和章学诚县志文征编纂的范例.对“《文选》之体”的借鉴,是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得以实际运用的关键一环.
关键词：章学诚；六经皆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纳文入史；《文选》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7）03-0064-05
“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史学理论的核心观点,以此为基础,经、子、集三部中的文献都被他赋予了史学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成为了他对典籍进行褒贬取舍的标准.对于集部文献而言,章学诚认为其价值在于“和史相辅”：“夫一代文献,史不尽详,全恃大部总选,得载诸部文字于律令之外,参互考校,可补二十一史之不逮.”[1]766章学诚所推崇的“大部总选”,主要是《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1]39这样就把原属于集部的文集纳入了自己的史学理念之中,形成了一种“纳文入史”的文史观念.章学诚首先将文集置于“道—六经—战国之文”的史学体系中,完成了“纳文入史”观的理论构建；另外,在章学诚看来“《文选》之体”则是“纳文入史”观实际运用的范例.
一、“纳文入史”观的理论构建
诸如《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这些文集能够“和史相辅”、补史之不逮,其理论依据首先要追溯到先秦时《书》亡而入《春秋》的历史渊源.在《文史通义·书教》上、中篇,章学诚认为《周官》之法未废时,因依托于完备的官礼制度,典、谟、训、诰、贡、范这些文章,能够“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1]30,其存在形态便是《尚书》,并且它们天生具有记载史事和制度的历史文献属性. 礼法废,上述文章便无法单独存在,进入了《春秋》“比事以属辞”的记载之中.而典、谟、训、诰、贡、范,发展到后来,便是常编次于纪传史中的“君上诏诰、臣工奏章”这一类文体.当“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尽”之后,就有必要把它们单独摘出,裒成文集.这是章学诚通过对存在形态的梳理,将文集的源头上溯到了《尚书》.但这只是展现出了文集的一种史学渊源,尚未涉及文集“和史相辅”的具体角度以及和史存在何种内在的关联.《文史通义·诗教》则通过“道—六经—战国之文—后世文集”这一史学体系的构建,将文集纳入进来,并揭示了文集史学价值的理论基础所在.
在章学诚的史学体系中,“道”是一切的源头.他对六经的定位,则是“六经皆器”,“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1]123.而道的存在形式,便是“羲、农、轩、颛之制作”,然后后圣法前圣,代代相袭,“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1]112.其实指的就是先王政教,这就使“道”带有了史的色彩,故而言“六经皆史”,“表章六艺,以存周公旧典”[1]124.战国诸子和六经,正是通过“道”搭建起了关系：
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1]58
章学诚这一观点并非原创,关于诸子和六艺或者王道的关系,早在《庄子·天下篇》中就有表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2]《汉书·艺文志》引《七略》,以为九流十家皆出于古之王官,乃“王道既微”后“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3]而成.章学诚则对所谓“一端”的概念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诸子所得之“一端”,便是“其所本”,也就是其学说能够成立的一种内在理论依据,或者说是支撑学说建立起来的一种框架体系,即如章太炎所说“九流皆出王官,及其发舒,王官所不能和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是以滋长”[4]101-102中的“义”.这一内在的“义”便是诸子各家的核心和根本,而非外在的文辞.章学诚又举各家之例加以说明,如《老子》所讲为阴阳有无,其义出于《周易》；邹衍讲天地之事,关乎推演五行,其义出于《尚书》之《禹贡》《洪范》；管仲、商鞅讲法,义出于《礼》；申韩刑名,则源于《春秋》正名之义.六艺又和道相关,其所具有的认知、记录、解释“道”或者先王政教的方法和角度,为诸子学派各所继承.于是战国诸子之文也就带有了史的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史和道和先王政教三者是统一的.章学诚在《诗教下》也提到：“名、法、兵、农、阴阳之类,主实用者,谓之专门治术,其初各有职掌,故归于官,而为礼之变也.”[1]75在这里,他更为直接地将诸子归于古代王官之“职掌”,也就是职能,而古之王官的职能,“《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纤析矣,然法具于官,而官守其书”,正是要“之于典籍,不惮繁复周悉,以为记注之备也”[1]29.
在阐明六艺和战国之文的关系后,章学诚又进一步论述战国之文和后世文集的关系——“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1]57,他是从文体的角度找到了两者的关联.
章学诚认为,战国之文的出现,是一种势不得已的历史必然.在三代盛时,因官师相守,典章制度可以口耳相传,但到战国之时,“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等著述始专于战国,盖亦出于势之不得不然矣”[1]60.戰国之文实有两个方面：一为辞,一为体.如若“惟以好尚逐于文辞”,这是章学诚极为痛斥的,他所看重的,是上文所言之源于六经的对“道”和先王政教的认知、记录和理解,即“述旧闻”,此为战国之文的核心.这一部分内容在后世的流衍,便是“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即为“体”.章学诚认为,战国以后专门之学废,不只三代盛时的官礼制度湮灭无闻,连战国诸子那种专门子术之书也不存在.战国之文的核心,便发生了这种“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辨”[1]59的转变.经义、传记、论辨,便是后世文集的三类文体,它们是战国专门之学的变体,同时也继承了由六艺到战国诸子之文所流传下来的记史功能.虽然专门之学废、“专家”不在,但核心仍存,只不过外在表现形态发生了改变.除此三种外,文集中还有“辞章之属”,这一类文体以诗赋为代表,接近于现今所说的纯文学文体.即便如此,章学诚也认为它备于战国,并且同样具有史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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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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