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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实军营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刘兆林,是崛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当代著名作家.在那个文学如被春风劲吹而欣欣向荣的时期,其就以对军营人物和生活的出色刻画和描写,引起了军内外的广泛关注,从而为自己赢得了极高的声誉,甚至可以视为对其整体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具有奠基性意义.客观地说,刘兆林这一时期的创作,就其发表的作品数量而言并不算多,然而却以很高的质量在文坛牢牢地站住了脚跟.其中的短篇小说《雪国热闹镇》,中篇小说《啊,索伦河谷的枪声》,以及长篇小说《绿色的青春期》等作品,可谓广为人知.正是凭借这几部体裁不同的长枪短炮,声誉鹊起的刘兆林,不仅摘得了军内外各种顶级的文学大奖,并且当之无愧、无可争议地成为当时军队青年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仅凭可数的作品即可享此殊荣,并非由于当时文学的稀缺,必定有其充分的理由和根据.而当我们今天回过头去重读其作品,再度审视这些经过时间沉淀的作品,即便是以穿越时光的近于老僧似的目力,以及被大量阅读搞坏的可能过于苛刻的挑剔眼光,仍然觉得它依然是如此的光鲜,有着岁月磨蚀不去的含金量.
对于军队作家来说,革命战争历史和当代军营生活是其必须永远要面对的,而当代军营生活又似乎有着更强的迫切性,这不能不使每一位军队作家都要以巨大的精力,对此做出深入的探究.在此过程中,不同个性的作家就会显现出不同的路数和风格来.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我军的现实生活,但由于地域和时代的差异性,呈现在作者笔下的形态和样貌,就有着无比巨大的差异性.然而这种看起来千差万别的生活,总为某种质的规定性所制约,又使那些姿态万千的多样生活,常常会显示出某种同质同构的特征.刘兆林为时代的某种先驱性的观念所召唤,通过其独特性的文学创作,引领我们透过某些视若无睹、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进入一种通过聆听、触摸和撞击,而自然具有的焕然一新的生活和情感天地,去感受令人感奋和警醒的生活现场和人心温度.这或许可视为我们阅读和认识刘兆林作品意义和价值的一条线索.
下面我们仅以中篇小说《啊,索伦河谷的枪声》为例,做一番较为粗浅的解读和分析,来看一看刘兆林在那样一个年代,是怎样构筑一种独特的文学景观,又是怎样给今天的我们仍然带来巨大惊异和感动的.
作者在小说中为我们讲述的几乎是一个近于封闭的故事.原先工作在军机关的副营职干事冼文弓,当面临精简整编这一颇为说不清个人前途的当口,希望有一番作为的他,自求降职下到老连队任指导员,而这个老连队乃地处索伦河谷的炮团三连,是全团最落后的“鸡毛连”.冼文弓此举,并非是同上级领导赌气,而是胸怀一腔对老连队的情感,以及有热情有能力改变老连队落后面貌的自信,内心里积蓄着一股强大的动力.小说的描写从一开始就显得不同寻常,当他信心满满、“多少带点浪漫色彩地”选择星期天徒步走马上任,意在选择这个连队相对空闲的时刻到来,可以引起更多的关注,不料从他走近属于三连的气场之时起,所感受到的并不是欢迎和尊敬,而是一个个猝不及防的下马威.小说用一连串另类的人物和情节,在其上任的过程中不断地伏击着他,和其原本的心理预期形成了巨大的落差,由此所造成的悬念也在一步步加深,自然就让读者饶有兴味地看下去.
他在途中遇到的第一个人物,便是会吹箫、烤鱼、算卦的老兵刘明天,就已显得颇为意味深长.老兵对这个走马上任的指导员罕见的冷漠态度,差不多到了带搭不理的程度,并且对冼文弓将其豢养的狍子指为鹿的误认,不动声色却语带讥讽地加以嘲弄.甚至将其坐下的“英灵”石碑,讽刺为“又是搞教育的好材料了”,并且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牵起狍子就走了.这无疑是一种不正常官兵关系的明显表现.如果说作为指导员的冼文弓和刘明天的不期而遇,更多地体现为含蓄内敛的状态,而和老兵张久光为首的六七个光头兵的相逢,则呈现出较为激烈的动态特征,当兵们得知其为新任指导员时,应有的敬意是没有的,相反竟以戏谑的方式加以刁难,评价说冼文弓“太革命化了”,要其“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把蛇捉住”,并且对身边所谓的成吉思汗边墙,毫不留情地斥为“扯”,“被”上了一堂毋庸置疑的历史课.兵们的所作所为,摆明了是要出他这个干部的洋相,表象的背后是存在于三连官兵之间严重的情感隔阂.
其问题的答案或许就在冼文弓到达连部那一刻即已明了.症结正在于连队的核心人物连长王自委身上.星期天的连部,王自委正和连队干部们及一个“长相很帅的兵”,即“高干子弟”郭云河一起“研究54号文件”.见到新任指导员,王自委“只用左手同他握了握,右手仍掐着 ”,其轻慢之态可谓跃然纸上.在多一人的情况下,连长甚至听从郭云河的要求,叫身为干部的司务长下场,让一个兵留在牌局上进行“军事对政治”的对抗.牌桌上“盛气凌人”的郭云河,甚至自掏腰包买酒和罐头为新任指导员接风.甚至还发生看电影时,王自委让部队以正步走的方式,“硬把老百姓冲开了”的事.而且这个曾经抢着多站岗的连队,现在有的战士竟在站岗时将闹钟往前拨.小说所进行的这一系列较为反常情形的描写,充分地揭示出冼文弓所面对的将是一个怎样的困境和一堆棘手的难题.其深层次的问题又是什么?这必然引起人们的好奇和关切.小说的这种前置性的描写,像是卖了一个个关子,拉高了读者对于人物后来行为的期待,一个巨大的如何转圜的问题,就是如此严峻地摆在了主人公,当然也摆在了作者的面前.
让人意外的是,作品对于主人公局面转圜的实现,似乎是胸有成竹、驾轻就熟的,一切都在作者的掌握之中,都不过都是举重若轻之举.尽管王自委应付式地,甚至是有几分看笑话式地安排了冼文弓和全连的见面,甚至以不动声色的方式,在全连面前含蓄地将了冼文弓一军；尽管冼文弓带着初来乍到的不适和紧张,但他却并没有被将住,他在非常局面下所做出的非常之举,也令全连官兵同样感到了另一种意外,即当众宣布拜车祸肇事的“刑事犯”刘明天、高傲自大的“捣蛋兵”张久光、冒充“高干子弟”的郭云河等三位战士为老师,以及要首先带领全连在玩 方面夺冠军.这种举动虽不能说一定让人惊世骇俗,大跌眼镜,至少因其别开生面而让官兵们大感耳目一新.他进而关于 牌是历法的缩影,以及五十四张牌分别代表什么、象征什么的演说,更让官兵们因其闻所未闻而报以热烈的掌声.冼文弓所要达到的初步目的,就是为了兵们内心的震动和目光的牵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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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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