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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作为国学之重要一脉,我略有兴趣.去年,某一天开车途中,偶尔听到著名主持人梁冬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先生在《国学堂·中医太美》节目谈《黄帝内经》,以一个小时的时间只谈了“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养,长而敦敏,成而登天”二十四个字.我当时惊叹的是中文之博大浩渺,以这二十四个字足以囊括人之一生,还字字珠玑,句句真言,多一字不多,少一字不少；惭愧自己“认字而不识字”,在徐先生那里一个字几乎可以讲一天：在文字学上、中医学上的渊源、例用、涵义,借喻,延伸,等等.（所以,回头还看了百余天的甲骨文、小篆、金文,整理了“一字一理”系列,这是后话,暂且不论.）以这样的速度计,主持人笑曰,讲完《黄帝内经》得有三十三年！所以最终只选择了“上古天真论”、“金匮真言论”、“异法方宜论”和“四气调神大论”四篇,从年头讲到年尾,足足一年矣.于是,我录制成集,没事就放在车上享受.
可惜的是,随着内容之深入,徐先生讲文字变得少了,多是中医之虚实、表里、阴阳之论,以及经络、脏腑、气血之说,手上又没有图卦,渐渐不大能懂,所以,心里由盼望着讲解文字,开始稍微涉及些中医理论,或者说养生、养长、养收、养藏之道,知道不要违逆天时节律,不要肆意妄情,不要反道强为,所以,一直有的晚睡习惯渐渐有所纠正,饮食上也颇多注意,也算是心有所悟吧.
话说回来,我是一名教师,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天职,而如今的教育现状,并非如意.虽说大道如砥,但道之颓废,心之不古,个个妄想“成而登天”,一步成事,所以只重术术而陷入应试的功利怪圈.今天的你我倾轧和骄横蛮干已是司空见惯了,方今更有教育产业化、流水线之说,实在可叹——这也就无怪乎类似有“钱学森之问”的悲怆了.从一定意义上说,“医者意也”,医生和教师是有某种共通性的；所面对的,也都是活生生的人；所做的工作,都是有关人的工作,只是,一个重身体,一个重精神.
从中医中,也能一窥我们教育的境况.近代以后,随着西学渐起,国学势衰,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于是,就有人提出“国学”的概念,意欲重振而后发,这在满世界建立的“孔子学院”上,可见一斑.而西医素以“科学”著,中医以“精气神”之形而上的学说,被某些人讥为“伪科学”.其实,通过真理的道路不止一条,艺术、宗教,都是——又何必要纠结于是不是科学呢?况且,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其历史不过数百年,那几千年流承下来的中医,当然就不是科学了.但不管怎么说,如今的中医的确不及西医发达.原因在哪里?有人说,是西医打败了中医,恐怕不是,而是中医自己打败了自己,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教育打败了中医.
非常感慨,说到这里,教育又和中医成了一体.我听人说,那些讥笑和攻击中医的人,其实都是懂中医的,甚至自己就是医生；倒是那些不懂中医的人,天天在为中医义愤填膺地摇旗呐喊.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下来,他们满眼看到的都是纸上谈兵的庸医,有些人阴阳不辨,连自己的病都治不好,自己更不会练气养生,只是死记一些药方,靠着运气,惨淡经营；还有人以自己的经历,告诉后人不要误入歧途,虚度光阴.也就是说,那些攻击的人,并不是信口胡言,恶意诽谤,很多人还是值得敬佩的——因为他毕竟还有说真话的勇气,而这个,却不是人人都做得到.问题的核心是,如今的时代,真正的中医,除了世传等家族因素外,实在是凤毛麟角.我们教师中,按水品不一,可分有教授级、特级、高级、中级、二级等,当然,这都是体制内的分法.在中医的传统之中,我听闻有治未病的道医、技术精湛的术医、糊口饭吃的庸医和专门败坏中医名声的柴医.那些诅咒中医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是被庸医或柴医忽悠,哪里见过术医?道医更有可遇而不可求！所以,中医是欺世盗名之说由此肇始.
这样的境况,和建国后的中医教育有关,一方面废除了传统的“师带徒”的方式,改为“科学的”班级授课制,师生之间失去了原有建立在口耳相授基础上的传授方式；另一方面,由满腹经纶却缺乏实战经验的医学博士组织教材,搞大跃进式的突击,短短时间就汇编、撰写、印刷成全国通行的“权威”教材,而传统医典,如《黄帝内经》等,只能成为选修用书（一定程度上,这又和大家读不懂自己老祖宗的文字——文言文有关,说起来,又是可叹）,而且上课的老师是不是冬烘先生还很难说.更为可笑的是,凡是学西医的人,没有必要学中医；而凡是学中医的人,必须得学西医,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于是,就出现了中医大夫常常开西药的情况.此外,大学教育中,还有一大堆的英语、计算要考级,还有政治课需要背诵,所以,教育结果就可想而知了.“60年多来,中国的中医学院中从没有培养出一个真正的中医”,有人如是说.虽然比较夸张,不足为信,但的的确确道出了我们这个时代中医的窘境,也惊人地和中国的文化教育遭遇相似,两者被人诟病也实在不是空穴来风.
所以,网上有篇对中医教育的血泪控诉,转一个角度,对我们的基础教育、高中教育,也同样适用.比如,班级授课制,本来就是工业化的产物,如果实在不能避免,那就退而求其次：小班化总可以吧?实际上,一个班七十人、八十人,很常见,现在还在“资源整合”的噱头下搞出了“航母班级”、“航母学校”,对“术”的苛求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对生命的漠视和个性也压抑到极点,我们中国人素有种“大一统”的思想,特别喜欢强调“面”上的大局观,那些普通的个体,犹如蚍蜉,既不足为道,也不足为虑.
再如教材,现在很多人喜欢用外国教材,我手边也有本美国的地理教材,他们不喜欢机械、教条和断章取义的训诂,不喜欢锱铢计较,而是用大量的图、表、实验,在“动手动脚”中让学生自己去看、去说、去发现、去讨论,践行的是生命自觉的杜威实用主义.而我们高中的数学教材,不断下潜大学中的理论和知识,仿佛原先的内容太过浅薄一样；我们的英语,总是喜欢在“a”“the”上找差异,在各种各样的短语、词组、俚语上考验“记忆力”和“阅读面”,总想喜欢训练Chinglish（中式英语）；我们的语文肆意拔高主旨或生搬硬套“主义”,让博大精深的汉文字正变成一场不可避免的苦役,而简化字和娱乐至上的世俗文化又进一步将语文教育推向“拿来主义”和鄙俗的“实用主义”（有别于西方张扬个性的实用主义）,在一个人人都可以立论、出书的环境里,古人对文字的敬畏、对词句的斟酌,对文章的推敲,早已荡然无存.
唐代诗人贾岛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对今人来讲,不啻于笑话,如此的“傻劲”和“疯劲”,恐怕再也没有人效仿了.而这一切的一切,回到根源上,难道不是打了教育一记重重的耳光吗?
但其实这样有“傻劲”的人,还真不缺.比如,德国人卢安克放着优越的生活不过,万里迢迢跑到中国西南边陲的农村,做了18年志愿支教,其间被人赶过、骂过,也曾因“不能提升考试成绩”而被开除、因没有“就业证”遭到罚款,甚至还出过车祸,但他依然喜欢默默无闻地在大山中陪伴孩子,在泥水里、在田野中、在陋室下,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十余年间,他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工资,翻译的大量教育书籍的稿费,悉数捐给了慈善机构.他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金钱资助.在他的眼里,“拿去主义”和“务虚主义”似乎更像是个人的价值参照.另一个浑身冒着“傻气”的“拿去主义者”,是湖南大学的雷孝祯教授,老先生虽然上了年纪,却精神矍铄,整日背着一只包,行走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校中,做一个快乐的电影课推广者.2006年 电视台崔永元在《小崔说事》栏目中专门请来了这位极富 和使命感的创立电影课的第一人,目前,他已陆续在全国26个省（市）的近400所中小学推进电影课,也出版了有关推动电影课、发展电影课的书籍.
所以,从中医谈到教育,两者似乎同病相怜,但却不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始终会发现,总有一些感动人心的行动者,坚定地站在“少数派”这一方,他们如同麦田中的守望者,默默耕耘,做着“日拱一卒”的推动的动作,以“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信仰和精神为我们的教育留下燎原的火种.
如果从回来每一个人的基本立场来说,我以为首先不要怨天尤人,心魔不除,找多少借口也无济于事.真正需要做的,是沉潜下来,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用心实实在在做些基础的夯实工作,如卢安克,如雷孝祯,不折腾,不贪利,不被世事纷扰,不妄自菲薄,不汲汲而营,只是一心求志,做点有功德的事情.人生在世,如此而已！
中医中有这样一句：“提挈天地、把握阴阳”,我知道这是对最高境界的修为者——“真人”的评价.或许,我们都做不了“真”、“至”、“圣”、“贤”,但我愿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作者单位：江苏南通市通州金沙中学）
责任编辑 李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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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钱德勒大学教育需要被颠覆 “教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美国科学院院士维奇·钱德勒（Vicki Chandler）教授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科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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