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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幕府制度”成为古代智库发展模式的终点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的集权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境地.皇帝总揽军政大权,乾纲独断.政权得到空前巩固,职官制度也更加完备,官僚均由朝廷任命,都是朝廷命官,从官制而言已经没有幕职的性质.
传统的幕府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但由于明清独特的政治社会环境,幕主私人设置的幕府成为地方不可或缺的辅佐机构.明清时期,选拔官吏沿用科举制度,八股取士削弱了官员对国计民生的了解,治国理政能力明显不足.由于地方官僚制度不完善,编制稀少,各级长官难以事事躬亲.“夫督抚司道郡县,即有杰出之材,不能不待助于襄赞之人,故幕宾之不可无者,势也.”（《澄怀园文存》）因此,设置幕府、延请幕友（俗称“师爷”）,是必不可少的,也是迫在眉睫的.随着明朝督抚发展成为地方长官,明清幕府兴起,直至辟幕成风.“上自督抚,下至州县,凡官署皆有此席”,以至当时有“无幕不成衙”的说法.由此可见清朝幕府的规模之庞大、发展之鼎盛.
与传统幕府制度相比,明清幕府制度有属于自身的特点,在清朝恢复了隋唐之远的辟幕之风,完成了幕僚制与正官制的分离,实现了幕僚的专业化,“开始走向职业化”.入幕者不拘于功名德行出身,非官非吏,协助幕主处理具体琐碎的政务公事.幕友与幕主是平等的私人雇佣关系,“常处于师友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
正如学者张纯明所言：“元明以后幕职和以前迥然不同.法定的佐治人员形同虚设,位卑禄微,不足轻重,人以杂流目之.地方官吏办事不能无人,法定的人员既然不中用,只好在法定以外谋补救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晚清幕府也超越了传统幕府”,随着清王朝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晚清幕府实现了对传统幕府的回归,幕府规模大,幕僚拥有正式职衔,地位高,权力大.同时,晚清幕府呈现出许多独特特点：史无前例的事权扩张,前所未有的洋务外交运动,以及无法想象的以幕主为中心的派系割据之祸.
此外,民国时期,幕府制度“非但没有遭到根除,反而与时俱进,仍然活跃在民国政坛上”,不过是以现代行政机构的面孔出现,但仍然没有改变为一人（幕主）效劳的本质.孙中山为保护革命果实,无奈采用幕府制度；袁世凯为实现个人统治,实施霸府政治,“当选”中华帝国皇帝；充实完善侍从室,独揽党政军大权,建立了专制的蒋家王朝.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民国幕府制度迅速消亡,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
现代智库与古代智囊的比较
现代智库起源于古代智囊,却与古代智囊有最大的区别.
古代智囊是依附帝王、重臣,具有强烈的“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传统观念.虽然那代表着某个时代士大夫、读书人的功名进取之心,算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某种力量,但古代“智囊”们是否成功完全牵系于君王的兴败.中国古代有记载的皇帝数量400多位,但真正被决策者招揽账中名垂青史的智囊人物只有几十位,根本原因在于英明圣主并不多.《史记》中曾以“丧家之狗”“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来形容鲁国智囊孔子、越国智囊范蠡后期的凄凉状态或心境,可见古代智囊的不易与艰辛.
相比之下,现代“智库”更具有独立性和职业性,通过其专业性、科学性来影响现代政府决策者.一般来讲,现代智库是需要由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组成,为政府或企业等组织和决策者处理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等公共事务和应对突发事件出谋划策,提供处理事务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方案、战略策略、理论思想等智力产品的公共研究机构.
另一方面,古代“智囊”所参与决策分析的范围通常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美国政治学家摩根索所说的政治、军事等“高政治”领域,而现代“智库”所涉及的领域则更为广泛.
虽然在清末的智囊或者幕僚中,已经出现了许多外文、科技等以往不太关注的领域的专家,例如辜鸿铭、李善兰等等.但那主要还是由于自太平天国起义和洋务运动兴起以来,地方大吏的权力逐渐膨胀,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办洋务外交的需要,地方督抚纷纷新设各种非官僚系统的幕府机构所致,并非把这些专业性的智囊视为社会治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现代智库从功能分化论来看,是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产物；从理性选择角度来看,智库正是为了满足社会组织实现内部“帕累托最优”理性选择的需要而产生的；从文化资本理论来看,智库作为文化资本的重要载体,其对社会组织或国家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
已故著名学者成思危曾强调,智库的责任一是要支持决策,具体体现为探讨理论基础、评鉴国外经验、完善政策框架、分析实施难点；二是要对决策可行性进行评估.而智库需要具备的素质有四方面,分别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合理的方法、兼容并蓄的精神、人才合理的结构.这些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必不可少的.
现代智库建设不能忘“根”
虽然古代智库的独立性与专业化程度与当代智库不可同日而语,但这并不是说,探讨古代智囊变得没有意义,相反,防范古代智囊的这两点不足之处,本身就是对现代智库的最好借鉴.毕竟,独立性与专业化,是现代智库的必要条件,而这恰恰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所述“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所指之意.
除了杜绝古代智囊限于时代的缺陷,古代智囊并非没有可取之处.在笔者看来,在浩如烟海的《四库全书》中,很容易发现古代辅佐君王、抗御外敌、治国理政的伟大智慧.现代智库学者很容易在《战国策》《吕氏春秋》《过秦论》《隆中对》《推背图》等古代政论经典中,得到目前国内社会症结与中外关系博弈的方法依据与思想启发.
正如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与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的：“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所以,现代智库的发展切不可忘“根”,必须挖掘和阐发古代智囊留下来的思想财富,把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基因与现代社会治理结合起来,进而发挥出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永恒魅力.
除此之外,古代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也应值得现代智库学者借鉴.《论语·子路》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对古代智囊提出了“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至上要求.古代智囊有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迈气概,有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使命感,有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高洁品格,有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患意识,这些都不得不令今人肃然起敬、高山仰止.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如火如荼,几乎所有人都在强调制度完善和机制改善的重要性.这自然是没有错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要强调文人的“气”、智囊的“义”与士大夫的“情怀”等文化层面的重建.只有将传统文化的优点与现度的实践结合起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才能真正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本文系2016年度中国外文局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课题“智库与话语体系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15WWJB07）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rdc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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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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