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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这些自古的准则,揭示了封建社会的最大真理——皇权至高无上.那么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没有什么模式或制度对皇权起到过监督的作用呢?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改革派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领导熙宁变法时,曾针对顽固派的阻挠,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理论.所谓“三不足”是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1]
“三不足”思想一方面体现了王安石的胆识和改革决心,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反推出王安石的“三不足”恰恰是神宗皇帝心中的“三畏”,即“畏天变、畏祖宗之法、畏人言.”“三畏”像镣铐,像绳索,将皇权关入铁笼,构成了对北宋皇权的监督体系.
一、“一畏天变”
中国古代讲究天人合一,君权神授.上天和君主感应的方式便是通过祥瑞和灾异,正如西汉陆贾所说上天“改之以灾变,告之以祯祥.”[2]祥瑞是上天对君主德行和执政成绩的褒奖,而灾异则是对皇帝的警示,告诫君主不可胡作非为,荒淫无度.虽然这种说法有封建迷信的色彩,但在科学技术尚未发达的古代,这种理念却对皇帝的言行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起到了监察和限制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君主对天变的自省和自查.例如：宋太祖建隆三年五月,“齐、博、德、相、霸五州自春不雨,以旱减膳撤乐.”[3]宋真宗咸平四年三月,“丁丑,风雪,帝谓宰相曰：“霾曀颇甚,卿等思阙政,以佐予治.”[4]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五月,也曾对百官说：“自春夏不雨,岁时失望,盖朕不德所致,但日於禁中蔬食、精祷、引咎而已等惟民间疾苦,尤须省察,有以利天下者,在必行之,卿等其务公心咨访,以荅天意.”[5]宋神宗时期也曾多次下诏自察,据《宋史》记载,熙宁七年三月,“癸卯,以旱避殿减膳；”[6]熙宁八年冬十月,“诏以灾异数见,不御前殿,减常膳,求直言.”[7]通过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北宋时期开明君主往往能够根据灾异,及时地进行自省和自察,以“减常膳”、“求直言”等方式,来改进政务、约束自我.
第二臣下依据天变对皇帝进行规劝.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其一劝谏君主反省自身,修身养性.例如：宋仁宗天圣七年六月,玉清昭应宮发生了火灾,宫殿被毁.皇上和太后想重新修葺,以满足自己在此居住游玩的心愿.但是鉴于耗费巨大,大臣纷纷以天变的名义进行劝诫.枢密副使范雍言道“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8]宰相王曾、呂夷简表示赞同,而且吕夷简又以“推洪范灾异以谏.”[9]最终仁宗和太后感悟,下诏不复修缮.可见北宋时期,一旦君主及其后宫有所奢靡,或有不德行为的发生,大臣们往往能够联合以来,利用君主畏天的心理,进行劝诫,从而达到约束君主的目的.
其二劝说君主采纳谏言,改进军国政务.例如：宋仁宗继位初年,流星、地震等灾异频发,大臣张观借此上书仁宗,认为“承平日久,政宽法慢,用度渐侈,风俗渐薄,以致灾异.因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严禁,三曰尚质,四曰节用.”[10]要求仁宗皇帝改革政务以应天变.
其三劝勉君主保持皇室内部的稳定,以防非议.宋仁宗晚年无子,出于江山社稷考虑,朝臣们便多次以天变为由,进行劝谏.嘉佑三年河北发生地震,第二年正月又出现日食.大臣杨畋借此上疏言：“汉成帝时,日食地震,哀、平之世,嫡嗣屡绝,此天所以示戒也.陛下宜早立皇嗣以答天意.”[11]又如宋英宗时期,皇帝和太后关系紧张,互生嫌隙.司马光便借天变,劝谏英宗要善待皇太后及其亲眷,“事奉皇太后愈加孝谨,务得欢心.诸长公主时加存抚,无令失所.”[12]
以上史实说明,作为臣子一方面要谨守君臣之礼,服从君主；另一方面,出于士大夫的责任和国家社稷考虑,又必须要规劝君主,采纳谏言,改进政务.在此过程中“天变”就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最佳理由.
二、“二畏祖宗之法”
宋史学者邓小南先生认为“宋人心目中的“祖宗之法”,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统治者应该循守的治事态度；既包括贯彻制约精神的规矩设施,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从根本上讲,它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的社会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交互作用的结晶；其出发点着眼于“防弊”,主要目标在于保证政治格局和统治秩序的稳定.”[13]本文所述的祖宗之法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加以阐述：其一完善的 决策体制,会对君权加以限制.北宋中期,仁宗皇帝的一段自白,很好地反映了这种决策体制发挥的作用,“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14]可见,经过宋初几代君主的政治实践,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严密的 决策体制,它的存在有效地对君权做出了约束和限制.其二“不杀士大夫”.相传宋太祖曾特立誓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15]这种厚待士大夫和言官的政策,限制了君主杀伐之权,同时解除了朝臣们的后顾之忧,使得更多的官员敢于谏言,上书言事,纠正君主和朝政得失.
三、“三畏人言”
究其本意,人言仅指圣人之言.本文在此进行扩展,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一圣人和祖宗之言会对君权产生制约.熙宁初年,司马光曾借圣人之言劝谏宋神宗不要轻言变法,要谨守祖训.其言道：“三代嗣王,未有不遵禹、汤、文、武之法而能为政者也.”[16]其二朝堂舆论会对君权产生制约.例如明道年间,宋仁宗打算废黜郭皇后,台谏以为不可,御史中丞孔道辅就率领御史蒋堂、马绛、郭劝等一干众人“诣垂拱殿门,伏奏皇后不当废,愿赐对以尽其言.”[17]第三民间舆论会对君主行为产生制约.北宋末年金兵围困京师,宋钦宗不思抵御,一心求和.此举激起了太学生及汴京数万臣民的“伏阙”上书,最终钦宗皇帝迫于压力,起用抗战派官僚李纲等,继续抗金保国.可见无论是圣人之言、祖宗之训还是朝堂内外的舆论,都会对君权产生制约,防止其滥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王安石的“三不足”道出了北宋君主的“三畏”.“天变”、“祖宗之法”、“人言”是悬在皇帝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在提醒着君主要谨言慎行,不可逾矩.也正是因为它的存在和无形的影响力,才有效地保证了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的统一.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注释：
[1]（元）脱脱等：《宋史》卷327,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550页.
[2]（西汉）陆贾著,王利器校点：《新语校注·道基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3]（元）脱脱等：《宋史》卷1,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页.
[4]（元）脱脱等：《宋史》卷6,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4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1,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377页.
[6]（元）脱脱等：《宋史》卷15,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5页.
[7]（元）脱脱等：《宋史》卷15,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9页.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8,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15页.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8,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15页.
[10]（元）脱脱等：《宋史》卷292,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765页.
[11]（元）脱脱等：《宋史》卷300,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965页.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6,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988—4889页.
[13]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页.
[14]《三朝名臣言行录》卷10之一.
[15]（南宋）陆游：《避暑漫抄》,见《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版.第86册,第668页.
[16]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75,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19页.
[1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48页.
总结:本文关于皇权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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