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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传统时代,渔获的保存依赖于盐,有“无盐则无渔”之说.自明代中期以后,随着东南沿海地区渔业生产技术的改革,渔获量增加,渔业用盐的需求急剧上升,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中前期,沿海地区逐渐形成一套系统的渔盐配给制度,在广东即称“渔引”.本文尝试梳理清代广东渔盐配给制度的形成过程,探讨清王朝典章制度的确立和沿海地方社会的实际生产、生活状态之间存在的复杂互动关系.
关键词：清代；广东；渔盐配给；渔引；乾标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1）02—0003—08
顺治至康熙初年,清廷在东南沿海地区奉行海禁,甚至推行更严厉的迁界政策,以此来封锁盘踞于东南沿海诸岛屿的郑氏势力.然而,正如众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海禁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中国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并未因此中止,反而使得郑氏和濒海地区的藩王、总督、总兵等实权人物得以尽收其利①.
康熙二十三年（1684）之后,随着东南战事的平息,濒海居民终得回归故土,同时清廷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商民出海捕贸.
开海,是清政府收回此前被郑氏、藩王、地方大员所垄断的濒海之利的一项举措,也是对私人海上贸易合法化的承认.于此同时,在东南沿海长达四十年的拉锯战也让清廷充分意识到加强规范和管理濒海地区人群及其活动的重要性,故而,在清代前期,清廷逐步确立起一系列相应的典章规制,对沿海地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直接针对沿海地区数十余万“毫无家业”、“惯习风浪、不惜性命”,“以捕鱼为养命之本”②的人群——渔民的活动而制定的管理制度就成为清政府实施其对沿海地方控制的重要一环.这在各地方方志政书中,多称为“渔政”或“船政”之制.本文所讨论的渔船配盐制度,正是其组成部分之一.
一、清代东南沿海渔业配盐制度的规范
关于濒海渔业配盐的管理,目前学界关注甚鲜.近年的研究中仅上海师范大学尹玲玲的《略论清代的渔盐》为研究清代渔盐制度的专文.该文已注意到因沿海地区独特的地域和产业关系,各地渔盐制度的实施多有不同,并主要以广东和江浙一带的渔盐销售情况作为考察的重点.但是,笔者亦以为,尹文仅注意到各地渔盐管理中可能出现的若干地方性操作,而忽略了清廷关于渔业用盐仍存在一套相对制度化的规定,这是和清代的盐政、渔船管理制度的实施息息相关的；各地方性的规例,其实也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下进行运作.此外,在数本《中国渔业史》中,均认为渔盐制度至光绪年间方才实施①.其实不然.
众所周知,在传统时代,渔获的保存依赖于盐,有“无盐则无渔”之说.明初,濒海产盐地区,无所谓私盐之禁,听民自行挑负买卖,故场盐渔鲜,亦可自行交易.此后盐政官员也有欲于产盐区及其附近禁止私盐者,但均遭州县官员的反对②.自嘉靖年间起,为增加军饷,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对渔业用盐进行征课,名为“渔税”,实则因盐起征.在浙江沿海,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起：
定渔船各立一甲头管束,乃量船大小纳税,给和由帖,方许买盐下海捕鱼.所得盐税,以十分为率,五分起解运司,五分存留该府听候支用.每年三月以里,黄鱼生发之时,各纳税银,许其结船出洋捕鱼,至五月,各令回港.③
由文中所见,所谓“渔税”的征收,正是配合浙江黄鱼渔汛期的大量渔业用盐来进行的.这些较大规模的渔业作业,是在明代中后期逐渐形成的,有较为集中的季节,地点多在外海,属于深海作业.在福建,同样自明代中期以后,渔业产量增加,海盐使用量数倍于商,成为了闽盐的重要销路.福州府沿海有六大盐帮,“各有地头”,兴泉漳没有盐帮,故该地渔盐也没有官私盐之分,听渔自买,以渔船停泊的各港澳为单位纳课.万历以后,在董应举等乡官的大力推动之下,福州地区也实现了散帮认课④.但是,终明之世,未有对渔盐的统一管理之制.
入清之后,清廷关于盐政的改革和渔船制度的确立直接影响了渔民的用盐,包括了如何买盐和配盐额数的问题.清承明制,食盐官榷,灶业世袭⑤.但是,在康熙前期,濒海复界不久,各地渔盐生产刚刚恢复不久,闽广等地盐课经年亏空,康熙皇帝多次饬令地方大吏整顿盐政.康熙末年到雍正元年,闽广盐政均有了重大的变革.
在广东,康熙初年,粤盐行销分场商埠商,场商出钱养灶丁,收盐卖和埠商,埠商再行销纳课.而后场商疲弱,无力养灶,承埠行盐,商欠官亏⑥.自康熙四十六年以后,历任广东督抚范时崇、杨琳等人兼理盐政,一方面禁革盐政陋规,改变粤盐行销方式,推行“专商引岸”制度,另一方面,则以官帑养灶,保证灶户的生产得以维持.于是,康熙末年以后,广东盐场的生产由官发帑本给灶户,由运司（或潮州运同）经理“船”从盐场收盐回省河及潮桥,然后再由“埠商”接运发卖.这样的制度直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两广盐法实行“改埠归纲”之后才发生改变,但潮州地区的盐场仍旧⑦.
在各地盐政的转变过程中,清廷关于渔盐的管理也相应发生着变化.
关于渔业用盐的管理,在各地有不同的名号.广东称为“渔引”,浙江为“渔盐税”,两淮为“腌切”①,福建虽未见具体的名号,但在方志中亦纳入“渔船”项下进行描述②.总体而言,清廷的政策是将渔业用盐纳入官盐进行配引,其原则就是参考了“户口食盐”制度和渔盐的用量综合考虑来计算引数,然后按船只樑头大小分等则进行配盐.
在广东、两淮盐区,以及乾隆中期以后的福建,都是实行场盐官养官收的制度,同时各省又各自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例如淮盐的“腌切”,是在盐场量留灶户余盐,而渔户赴海关领取船只执照后到场购买,按船只樑头分大、中、小三类进行配盐③；福建渔船配盐因本省雍正年间的盐政较为特殊,所以在乾隆七年（1742）之前基本上是在盐场和灶户直接交易,渔户于各场先行纳课交税,每担从一百文至一百五十文不等,取得官单作为凭证④,然后得以买盐出海,乾隆年间闽省再行商引,由商帮配盐行销,濒海渔船也开始列入配盐管制当中⑤.各州县设立盐馆,大渔船出洋采捕需在州县盐馆配盐,小船则以澳为单位各自摊派盐额,如厦门地方,“小渔船每船每季配盐二十担,以为腌渍鱼鲜之用”⑥.至于广东,也是以商引的模式,由商人承纳渔引,于各埠售卖,“其饷较轻,其盐价较贱,专卖渔户”.渔船以州县所发给的渔照为凭,到沿海各埠买盐,按照船只大小分四等配盐,盐埠发给标纸以作凭证,船只出海时由汛口弁兵比对船牌、印烙查验⑦.以下试以广东渔盐配给制度的演变为例,讨论清代渔船配盐规制的形成及其和濒海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
二、广东“渔引”制度的推行和“乾标”“帮饷”的存在
《大清会典则例》卷四十五中关于广东盐法部分有载：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又覆准沿海各处网鱼别立渔引,共增八千七百引.
而后,广东沿海各州县商埠又陆续增加渔引的配额⑧.广东的渔引制度,是笔者目前所见清廷针对渔业用盐推行票引制度的最早记录,由首任广东巡盐察院沙拜奏请而设立的.沙拜于康熙三十年到任,首要任务就是解决粤盐的巨额亏空问题⑨.他设立专官巡视两广盐政,对广东盐政进行改革,改驿盐道为盐运司,设潮州运同专门管理潮州盐务等⑩.在此基础上,沙拜又认为沿海地方“渔船出海捕鱼悉买私盐腌浸”,于是题请设立渔引,“令渔户买用官盐,埠商给标,便于查验”.实际上就是设法增加官引的销路.制度实行初期,各地关于每船配盐的额数均未见明确的规定,似乎听渔民购买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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