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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根据明太祖诏令文书,对明朝初年外交观念进行初步考察,明太祖外交观念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广义的天下观上,而是建立在国家观上.尽管王朝初建时,也有天下主身份和形象展现,但是在现实中则更多地定位于大国之君.这说明在明朝统治者的认识中,天下国家已经重新定位：从一元天下到多元国家,从天下主到大国之君.所谓从“天下”缩变为“中国”的过程就这样开始了.从传统帝国天下观到国家观,观念重构的过程,也就是历史转折的过程,标志了传统帝国逐步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趋向.
关键词：明代诏令外交天下国家
在探讨明太祖诏令所见的外交过程中,笔者看到了一种似乎矛盾的表象：既是锐意复古,一视同仁的天子身份的重构；又是极其务实,以现实邦交的眼光处理国和国之间的关系.这种混杂现象提示我们,研究应该采取多元的视角.
历史发展至明初,明朝人的外交实践既有对传统的传承,又有所创新,这种和前代有着明显变通的“新”,是明朝外交的特征.
明代外交所显示的特征,最为突出的是“不征”,以之为基本国策,导向了不依靠武力建立的国际秩序,表明明朝人对于天下国家的认识和此前有了很大不同.换言之,明代外交的特征首先是建立在观念变化的基础上.鉴于以往单纯的朝贡制度研究,是没有生动而丰富的外交实态的框架式研究范式,鲜见关注不同时代推移中人们观念的演进,乃至于对明代中外关系观念层面的专门探讨,迄今仍有不足.至于笼统而抽象地泛论中国古代天下国家观,则难免偏颇,不能使我们接近历史的真实,故在此主要通过诏令文书所见明太祖天下国家观之梳理,考察明初外交观念演进的历史轨迹及其深远意涵,以就教于方家.
一、诏令文书所见明太祖天下国家观
明初重要的诏令文书起草者、翰林词臣王祎所撰《正统论》中,以“合天下于一”作为正统的标准.毋庸讳言,当时人视为正统的,就是要建立大一统帝国,确立皇帝天下共主的身份.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也和历代统一王朝的帝王一样,确实遣使四出,宣告大一统王朝的建立,通好各国,展示天下共主的形象,以得到国际的认可.然而,以往没有引起学界关注的是,明太祖很快就显示出一种不同于历代统一王朝的做法：放弃了天子的征伐之权.“不征”,成为明朝有别于历代大一统王朝的外交特征.这实际上表明的是重新厘清各国“宾”的地位,不再使之处于“或臣或宾”的模糊状态.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们需要从明太祖对于天下国家的认识来探求.
明代施政的第一要务就是起草和颁发诏令,贯彻实施.选择明太祖亲撰诏令作为重点来考察,明内府本《明太祖御制文集》(以下简称《御制文集》)是迄今所见流传于世最早的明太祖文集,其中收录了明太祖自洪武七年(1374年)至十六年(1383年)10年间亲撰的诏令.明太祖亲撰诏令,是他本人认识和观念变化的真实反映.其中的“天下”用语,可以认为是明太祖本人对于“天下”的认识,而且不同于一般的撰文,诏令是曾经发布过的.现统计《御制文集》卷1至卷10诏敕中的“天下”用语,列表如下：
“天下”用语自古代已经流行,一直沿用下来.统计分析上述明太祖诏令中的“天下”用语,可以概观明初对“天下”的使用情况.根据考察,所见明太祖亲撰诏令63通,总计101次使用了“天下”用语,其中的涵义,大致可以分为3种：
1、天下主,指代主宰天下,具有超出中国范围的涵义.如《即位诏》：“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所指的是蒙元统治者,统治范围不仅是中国境内；又如《谕安南国王诏》：“今朕统天下,惟愿民安而已”,由于是对外发布的诏书,有包含天下主的意味.但是总的来说,这类用法不多,总计只有6次,占总数5.9％.
2、天下指代中国,全国,国家全境.如《免北平、燕南、河东、山西、北京、河南、潼关、唐邓、秦陇等处税粮诏》所云“因天下乱,率众渡江”等,再如《劳江阴侯吴良》“天下平,卿爵侯封”,《谕宁夏卫指挥耿忠》“方今天下大定”,都是指代全国.又如《谕天下有司》,明言是指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机构.尤其是在一系列蠲免各地税粮的诏书中出现的,无疑是具体指代中国全国,不可能超出具体统治的范围.这类表述清晰的指代中国的用法有42次,占总数41％.
3、古代天下用法的传承.其中有的有具体朝代,但更多的为虚指.有具体朝代的,如《光禄卿徐兴祖诰》“昔汉治天下”,《翰林侍讲学士李翀敕文》“唐之有天下”等.虚指古代的,如《封康鉴母朱氏诰》“昔君天下,崇德以报功”,《和元臣乃儿不花书》“孰不知古人之治天下,惟是民安而已”,
《王相国审理正敕》“古者列国天下”等.此类用法最多,计有55次,占了总数54％.
概观以上明太祖对“天下”一词的使用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明太祖对“天下”的认识,也即明太祖的天下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外交诏令仅有2通,说明主要是在处理全国事务发布的诏令中使用这一词汇.这一点很重要,说明太祖并没有在对外关系的场合更多地使用“天下”一词.考察所见,明太祖的天下观念主要是来自古代观念的传承,锐意复古的明太祖经常引用的是古代哲王之言,对此可以理解为古代天下观发挥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对后世观念的导引上.同时,我们也看到发展到明初,在统治者的观念中,对各地蠲免税粮时,用的是“天下”；对全国各级官吏所颁的诰敕中,用的也是“天下”；所谓“天下”大乱,在全国没有统一前常用；而所谓“天下”平定,也指的是全国统一.因此,根据明太祖亲撰诏令文书传达出的天下观念,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传承古代的传统认识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说明了明朝人要受到传统天下观的制约；而在对于现实的认识中,天下和中国是相等的,或者说基本上是同义词.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如果说前此历朝历代的天下是一种广义的天下,超出了实际统治范围的天下,那么在明太祖认识中的天下,则主要是狭义的,即中国实际统治范围内的天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发展到明初,明太祖的天下观主要是中国观,是一种国家观念.也就是说,发生了从“天下”向“国家”的回归.
二、外交运作中体现的明太祖天下国家观
明太祖的天下国家观,直接影响到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他的角色定位,更直接作用于明朝初年对外关系的历史进程.正是在观念变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同于历朝历代的外交特征,发生了古代外交模式的转换.这方面有另文探讨,不再赘述.这里从观念变迁的角度,着重探讨明初外交运作中由“天下”向“国家”的回归.
(一)中外关系的凸显
我们有必要首先提到《高丽史》所载明太祖亲谕高丽使臣张子温的一段话.在这段敕谕中,明确涉及了明太祖本人对于天下国家的看法：
又听得恁国家疑惑大麽道.自古天下有中国,有外国,高丽是海外之国,自来和中国相通,不失事大之礼,守分的好有.况今朝聘之礼不曾有阙,有什么疑惑处.昔日好谎的君王如隋炀帝者,欲广土地,枉兴兵革,教后世笑坏他,我心里最嫌.有我这说的话,恁去国王根底明白说到.同时有手诏曰：
七月二十五日张子温至,表言今牧子无状,官吏军兵没于非命,深可恨怒.春秋之法,乱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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