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人和问题是关于对写作井冈山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井冈山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有帮助。
[摘 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能够得以成功创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下野、宁汉混战的天时,湘赣边界地处深山、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利,加上以为首的领导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正确决策以外,良好人际关系的营造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还有“人和”这一关键因素.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人和”具体体现在武装力量之“和”、将相之“和”、官兵之“和”、军民之“和”、土客籍之“和”五个方面.井冈山斗争时期“人和”环境的营造对新时期凝聚社会力量、共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井冈山斗争时期；“人和”问题；胜利原因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5）03-0068-06
[收稿日期]2015-04-01
[作者简介]刘宝良（1967-）,男,山东德州人,德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史.井冈山作为中国领导创建的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在两年零四个月的艰苦斗争中,年轻的中国带领广大军民英勇奋战,用热血和智慧铸就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创建,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当时“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分裂和战争”、“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的天时,也有地处湘赣边界深山、“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等地利,更重要的是“有很好的群众”、“有很好的党”、“有相当力量的红军”等人和因素.[1]P57“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以说,没有“人和”的环境,其他因素再好,也不会成功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志在给的报告中也曾明确指出井冈山为“地利人和之边界”.[1]P81分析研究井冈山革命斗争中的“人和”问题,对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凝聚社会力量、共建和谐社会,全面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有裨益.一、武装力量之“和”.这种“和”使“八七”会议提出的“杆子”问题第一次得到有效解决,建立了一支中国直接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基础1927年10月,在秋收起义失利后接连受挫,部队从最初的5000之众锐减到1000多人,“竟至溃不成军”[2]. “三湾改编”后,率领的队伍已不足千人,其中伤病员就有100多人,官兵的思想状态比较低迷,况且天气渐冷,队伍去哪里安顿休养,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几乎山穷水尽的情况下,用他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诚服打动了占据井冈山的两位绿林好汉袁文才、王佐,在两支绿林武装的鼎力相助下,的部队最终得以立足井冈山.井冈山老战士陈伯均说：“在井冈山一年多,渡过了革命的难关,那时候没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就没有井冈山根据地.”[3]此结论,从敌伪史料中也可以得到证明,如《宁冈土豪陈家骏等报告该县红军行动情况》云：“宁冈之不靖也,湘赣之不靖,推原始无袁文才不能勾引,无焉能结合朱德?”[4]上井冈山后,抓住机遇,对袁、王部队进行了系统的团结改造,使两支绿林队伍变成了真正的革命武装,成长为红四军的主力团之一.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湖南农军万余人,几经周折来到井冈山,与率领的井冈山武装力量会师,使井冈山的武装力量一下子从2000多人激增到1万多人,随后组建的红四军融合当时朱、毛、袁、王及湘南农军等七、八支武装力量,在党的组织下实现了统一领导,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量.朱德同志曾赋诗道：“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5]P3对此,井冈山武装斗争的亲历者粟裕大将高度评价说：“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区的斗争,而且对以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6]P323
第3期刘宝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人和”问题研究····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1928年10月至11月,在井冈山红军节节胜利的影响下,国民党驻湖南的毕占云、江西的张威两部弃暗投明,参加了红军,分别被编为红四军特务营和独立营,红四军对两支部队进行了全面整训,帮助他们改掉旧军队恶习,使两支队伍很快成为该军重要的武装力量.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等率红五军800多人突破重重险阻,来到井冈山与朱毛的红四军会师,进一步壮大了红军的核心战斗力量,使井冈山革命武装如虎添翼.特别是在1929初的井冈山保卫战及后来的井冈山根据地收复战中,彭老总率领的红五军顾全大局、勇挑重担,为整个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没有朱毛及各部队的大会师,没有各武装力量全面融合,就不可能形成保卫根据地的强大武装力量,“武装割据”只能是一句空话.正如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言：“边界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1]P63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反复阐述这一思想,说：“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7]P543井冈山根据地还“首创了正规红军、地方赤卫队和队三结合的人民军队体制；实行了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的建军原则和制度”,[8]正是这种人民军队体制,正是各方武装力量之“和”,才形成了根据地武装巨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让井冈山根据地取得了几次反“进剿”、“会剿”的胜利.二、将相之“和”.这种“和”使中国工农红军在最为脆弱的时候形成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强大内聚力,进一步加强了党对“杆子”的统一指挥和绝对领导权和朱德两人是在不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杰出革命带头人,他们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追求,但也有着对革命道路和革命方式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这种认识的不统一甚至产生过较大的分歧,这在党和红军初创时期实属一种客观和必然,这也正是两人都是杰出領导人的最好表征.在1928年4月朱毛井冈会师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二人已成为整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心骨,两人能否团结起来,决定着井冈山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但在1929年6月至11月间,党内军内却发生了一场涉及“党对红军的领导、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农村根据地建设红军的任务等重要问题”[9]P105的“朱毛之争”.这场激烈争论发生的历史原因非常复杂,既有党和红军组建初期难以摆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困扰,也有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政治经验不够成熟的问题,还有领导人个人境界、气质、性格等方面的主观因素.同时,个别领导成员如刘安恭、林彪等人的推波助澜,使党内军内长期存在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及山头主义等不良思想得到不应有的渲染和放大.从本质上讲,这场争论既不是西方某些学者认为的“个人权力”之争,也不是所谓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关系到党和红军建设中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是朱毛二人在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完全一致的前提下展开的一场争论,不存在两人个人根本利益的冲突.对此,同志1944年3月15日在给饶漱石的信中专门讲到：“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等”[9]P104在这些关系党和红军建设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面前,的态度旗帜鲜明,坚决不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他对自己所倡导的这些从深入调查研究中得来的、甚至是用革命失败的昂贵代价换来的组织斗争原则,有着坚定的自信,他的心里只有党和红军的未来,这种为了党的利益而表现出的责任和担当,真正彰显出一个革命家的政治智慧和非凡勇气.同样,朱德同志在这场争论中,始终坚持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对党和军队负责为重,紧紧依靠党组织而不是采取非法和个人手段来解决问题,并且关键时刻能够深明大义,勇于承认个人错误,明确要陈毅转告正在养病的“朱毛不能分,也不会分”,充分表现出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高尚品格.当与朱德再次见面时,一个叫老朱,一个叫老毛,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朱德说：“来信（指九月来信）了,你是对的,以前的意见我全部收回.”说：“朱老总啊,我那脾气发起来吼人,你大度如海！”陈毅诚恳地向当面作了检讨.说：“四军‘八大’时,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还得请你陈毅海涵.”陈毅听了内心无比高兴,自言自语地说：革命有希望了.[10]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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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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