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明清时期中朝关系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关于本文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中华传统文化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明清时期,朝鲜王朝对华践行历代“朝贡”制度,秉承中华仁与礼乐的文化理念,在签定并履行“三田渡盟约”过程中,以“尊周思明”为“内刚”,与清和好为“外柔”,在“刚”与“柔”之间灵活运用了儒家中庸方法论中的“时中”之道,使两国关系运行在“克己复礼归仁”的正常轨道上,在中朝关系史中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关键词]明清时期；中朝关系；朝贡；“三田渡盟约”；中华传统文化；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K8293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5）01008006
一、“朝贡”是以“仁”为价值观的藩属国对宗主国外交的礼仪
1368年,朱元璋统兵推翻了元朝,建立明朝政权.明朝政权初建时,辽东地区元朝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当明朝政权逐渐巩固,其势力不断向辽东地区扩展,使辽东元朝残余势力不断弱化,此时,亲明的朝鲜国王恭愍王被杀,而在高丽统治集团中亲元派辛禑王接替统治后,对明朝的辽东地区产生觊觎之心,在高丽统治集团内部的另一派则主张与明朝和好,不能侵犯明朝,军中大将李成桂与主战派对抗,拒绝王命,主张罢兵,率领麾下回渡鸭绿江,史称“威化岛事件”.当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之后,便推行了一条“至诚事大”的亲附明朝的外交路线和基本国策,接受明朝册封,做明朝的藩属国,为密切朝鲜与明朝关系,坚持频繁朝贡的外交政策.李成桂认为这一政策是朝鲜的“保国之道”,因此训令子孙后代要永远遵从.朝鲜“朝贡”的自觉是当时历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种外交上的战略举措.
“朝贡” 是古代东方农耕社会的产物,其根据源于《易经》.根据史书记载：天下第一卦——《左传·庄公廿二年记周太史卜陈公子完降生》的故事,阐述了诸侯向周天子纳贡的道理.周代一位太史按照《易经》规定的程序推演天下第一卦,此卦为观卦否卦相互参看为“遇观之否”,即观否互卦.卦中说：“顶上有天,下面有土,中间有风,于是形成山.在以畜牧和农业为主的社会,山是人们用物的主要来源,有山就意味着有巨大的财富.但是在王权统治的时代,一切都是天王的,只有通过天王的赏赐,诸侯才能拥有山川,有山川才有财富,有财富就应当上朝纳贡.”[1]10所以说,朝贡理论根据也是源于《易经》.在西周统治者认为其祖先从上帝那里获得“天命”,天子和君主对上帝就得负责.[2]而天子的政治意志是天下一家.儒家“克己复礼”的政治理念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一家,治国如治家,治好家,家家有“礼”,礼治天下为一家.如果说周天子为家主,那么各地方诸侯国就犹如儿女.家主把天下的土地山川封给儿女管理.儿女把所管理地方的丰富物产贡奉给家主,这就叫有“礼”.这种“礼”原初表现是亲属之间常走动的一种礼节,后来扩展和上升到社会和国家的一种交往礼仪.原初反映朝贡制原生态的是西周初期分封列国时实行的五服制.五服制是周朝对国内诸侯及边疆氏族方国所规定的朝贡制度,其充分体现着宗法的社会性质和政治条件.五服制的“服”是服事天子的区域.在周朝遵从先人之训：“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3]2先王的制度,王都四周千里区域称为甸服,甸服外五百里属于侯服,从侯服到卫服统称宾服,蛮夷边远的地区称为荒服.属于甸服的供奉日祭,侯服的供奉月祀,宾服的供奉享献,要服的供奉岁贡,属于荒服的则有朝见天子的义务.五服的“甸服”和“侯服”都是周王的子弟和近亲族管辖区域,至于“宾服”“要服”和“荒服”,就不一定由血缘关系者管辖,但从儒家文化的家国天下的理念,在礼乐观念指导下,也必须有天下一家的表现形式.除了对甸服规定每天一次祭,对侯服规定每月一次祀之外,对宾服的规定是每季一次享,对要服的规定是每年一次贡,对荒服的规定是终生朝见一次天子.[4]4总之,以礼乐治天下,总得要有一种统一天下的统治形式,而这种形式总是以仁爱、善良、友好为基调,体现相互间沟通、交流、交往为表现形式.例如《国语·周语上》记载,祭公劝穆王不要用武力征讨犬戎,要弘扬先王以礼治天下,要以祭、祀、享、贡、召见天子等形式来治理天下.在治国五服制的体制下,有不供日祭的,天子就要反省自己的思想；有不供月祀的,天子就要检查自己所发布的号令；有不供每季享献的,天子就要修明他的政令和教化；有不贡献每年的贡品的,天子就要修正名分的尊卑；有不朝见天子的,天子就要内省自己的德行.按顺序完成了以上内容而仍有不尽职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动用刑罚.[5]这里所强调的是先王以德治天下的礼制理念,也正是孔子所讲的“克己复礼”,言为“复礼”是践行礼制之意,强调以仁爱治天下.
在古代五服制的祭、祀、享、贡、朝见都讲的是仁爱与相互尊重.后来的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册封与朝贡就是从这五服制统治形式演化而来的.本文所讲的朝鲜在明清时期对中国践行“朝贡”制度,也正是基于礼治天下的理念,充满亲情和仁者爱人的思想来处理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特别在处理与朝鲜的关系上,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渊源,早在古老商朝,纣王叔父箕子去朝鲜建立朝鲜古代第一个王朝,一些中原地区的中国人也陆续去朝鲜,使朝鲜与中国有了血缘关系,又同时接受礼乐教化,因此自周、秦、汉、唐、宋、元,一直传承着礼乐文化的正能量.其表现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对华践行朝贡制度,到了明、清时期,朝鲜对中国主动积极朝贡已发展到了历史的巅峰.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明成祖在位的22年间,朝鲜对中国朝贡91次,平均每年4次,但这还不是平均朝贡次数最多的时期,在洪熙、宣德年间（1425—1435年）朝鲜朝贡67次,平均每年达6次之多.[6]63可以说朝鲜是向明朝朝贡最为频繁的国家.而且“朝鲜与明朝各遣使臣出使,使臣的相互往来成为维系中朝政治外交关系的纽带”.[5]由于使臣的相互往来,人情越走越亲,国情越走越厚,积淀了厚重的感情,相互极为信任,在历史上有效地维护了两国各自的利益.美国人有句名言：“帮助别人是追求个人成功最保险的方式.”[7]251这个道理对人与人交往双方是上策,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是上策.历史上明朝接受朝鲜贡物一直坚持“厚往薄来”的政策.据史料记载,朝鲜进贡的财物品种主要有布匹、马匹、纸张、毛皮、人参、各类药材、金银及其制品等.而明朝对其“厚往”的物品主要有金银珠宝、纱罗绸缎、冕冠彩服、器械、司礼乐器、文献典籍等.其中在1410年,明成祖一次赐予朝鲜使节的物品就有白金千两、纱罗千匹、彩绢五百匹；而1419年的回赐则有：“《性理大全》、四书、《五经大全》及黄金一百两,白银五百两,色段、罗、彩娟各五十匹,生娟五百匹,马十二匹,羊五百头”.[8]161可见回赐的数量之大.这充分体现了明朝对朝鲜的尊重,从战略角度考虑是对天下礼制的践行,朝贡与回赐的交往,不单是物资的往来,本身还有文化的交流,同时也是对儒家礼乐文化的丰富和发展.由于朝鲜与明朝长期的朝贡和回赐,使双方关系逐渐密切,后来发展成犹如“皇亲国戚”的关系.当时明朝皇帝选妃就扩展到朝鲜,《朝鲜李朝实录》及《高丽史》就有原原本本、完完整整的记录,连皇帝的“口谕”都保存着大白话的原貌.据记载,明朝永乐、宣德皇帝各有8位朝鲜妃嫔.据统计,当时在中国作侍女、女史的朝鲜女子人数为：永乐朝22人、宣德朝16人、清入关前10人、顺治朝16人；歌舞艺人、厨师,单是宣德朝就有100多人.[9]455当然,这种现象在中国其他朝代都有,明朝时朝鲜妃嫔最多,双方关系的亲密程度可见一斑.“在《周易·屯》卦中已经讲了这个道理.其爻辞说：‘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这里的‘婚媾’是个比喻.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政治联姻’或合作伙伴关系.四爻是阴爻,表示自家能力有所不足,需要寻求合作伙伴.与初九有一种正应关系,可以与之结成伙伴的关系.” [10]当代的韩国国旗是以太极图为标志的,环太极图周围标有八卦中的乾、坤、离、坎四卦,其中乾坤是八卦中具有最大公约数的主体卦,就“离”、“坎”两卦而论,“离卦卦辞是说丽,附着,非常有益,但附着的对象,必须刚正,才会有利.而且附着者像母牛一样温顺、中正,才会吉祥”.[11]130而坎卦“从整个卦来看,一阳陷在二阴中,而且两个重叠,象征陷阱和重重的险难.但‘九二’与‘九五’阳刚而得中,具备刚毅的德行,不论前面有什么危险,都会亨通”.[11]130“离坎”卦的含意恰恰反映了朝鲜自古以来以邻为伴,自强不息的文化基因.明代朝鲜以近邻中国为依托,践行对华朝贡制度,奉行“礼尚往来”[12]4政策,在政治上高扬儒家“仁与礼乐”的旗帜,在经济上坚持互利互惠的原则,在军事上坚持铁杆同盟关系,在贸易上互通有无.因而,促使中朝历代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政治文明,在明朝时期,推动了朝鲜成为文明进步的第二个中国,史称“小中华”.[13]33 “朝贡”虽然表现为外交的一种举措,但它所承载的文化思想,给儒家礼乐文化拓展了广阔空间,在东北亚构成了儒家灿烂的文化圈,辉映着东北亚的文明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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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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