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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深受城乡二元对立思维惯性和作家们“为农民”创作观的影响,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家们普遍地在作品中进行城市 形象的书写.本应是现代化重要表征物的城市,在他们笔下却成了逃避劳动之处、谋求私利之地和藏污纳垢之所.这种写作方式使得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形象更为突出,宣扬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主题更为凸显,有利于使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契合时代的需求.但同时却也妨害了作品的人性表现,削弱了作品的深度,损害了这些曾经的主流作品日后的文学史地位.
关键词：十七年 农村题材小说 城市 形象
农村题材小说是十七年文学的主流,邵荃麟1962年就评论道：“在我们这些年来的作品中,以农村的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数量最大.作品成就较大的也都是农村题材等搞《三年小说选》,中选的九十多篇,写农村的四十多篇,比较好的三四十篇,占一半以上.”{1}和这一繁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小说的衰落,工农兵之外的“市民”生活,已然成了创作禁区.但是,现实之中,城市作为乡村的对立物,是始终存在着的,“‘都市’始终是社会主义文化缺席的在场者”{2},城市形象不可避免地偶尔出现在主流题材作品之中.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家们笔下,这些偶尔显现的城市形象十分统一地都被 化了,一切和城市有关的人或事都是小说要批判的对象.本文就以这一现象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城市 形象写作所具有的特点的基础上,探讨这一写作方式的产生原因及正反效果,以期获得对那个特殊年代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城市 形象的构建
城市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象征,城市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生产力是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否上升的重要标准.于是,18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大力推进着城市化的进程.和之相对应的,世界文学中对城市的描写也蔚为大观,如狄更斯和伍尔夫笔下的伦敦和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城市也是许多作家的重点写作对象,比如对上海的描写就从“新感觉派”式的都市书写到张爱玲式的“传奇书写”,连绵不绝.但是,进入新中国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就斐然的城市文学却进入了“枯水期”.在整个十七年文坛,城市失去了其现代性,只能作为阶级斗争的舞台偶尔出现在工业题材作品之中.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城市更是被彻底地 化了,成了逃避劳动之处、谋求私利之地和藏污纳垢之所.
(一)逃避劳动之处
十七年时期国家建设的重点是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的方式采取的不是农村化,而是工业化.当时的一个基本决策是,迅速地发展工业,首先是建立国家的重工业基础,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以牺牲乡村为代价.”{3}牺牲乡村以保障城市工业化主要表现就是农业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这一政策保证了工业生产资料廉价供应的同时带来了工农业产品间严重的剪刀差,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愿意从事劳力付出多而收入低的农业劳动,纷纷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创业史》中“能人”郭振山就是看清了城乡收入的差距,才让他三弟郭振江到西安电厂去当学徒工的.农民进城,既不利于保障国家建设,也不符合传统农民的一个古老的价值评判标准,那就是“根据个人是否在土地上辛勤劳动来判断他的好坏”{4}.于是,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家们笔下,渴望进城的都被写成了不能吃苦、不守本分、逃避劳动之徒.对脱离农业劳动者的偏见和性别偏见相结合,使得此时的农村题材小说中出现了许多 女性形象,主要包括《春种秋收》中的刘玉翠、《水滴石穿》中的张小柳、《创业史》中的徐改霞.这些女性不论外表还是文化都是村里的佼佼者,在小说中却都是被批评的对象.刘玉翠的亲爹不让她吃饭,整日骂她不好好劳动,周昌林给她戴上了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帽子.改霞刚刚将考工厂一事向梁生宝透露,梁生宝就立刻以“带有讽刺意味的笑容”{5}和“不谅解她的神情”{6}对她.不管是为了享受“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物质生活,还是单纯地要为工业化付出一份力量,她们的“城市梦”都是和农民们一心向土地讨生活的传统理念相悖的.只要你想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就是逃避劳动的懒惰者.
(二)谋求私利之地
当然,城市作为一个可以远离艰苦农业劳动的地方,不只吸引着那些想要通过进城当女工或者嫁给城里人改变农民身份的女性们,也吸引着一些不安于现状的农村男性.十七年时期,城乡之间交通运输不便,物资交流活动极少.于是,农村中一些思想活泛的人,便往来于城乡两个市场之间,赚取商品差价.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他们的行为不仅被视为逃避劳动,还被批评为谋求个人私利.“谋求私利”和“集体致富”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经常叙述的一对矛盾.《不能走那条路》中表面上是买地和借钱两条路的矛盾,实际上就是小家发达和集体富裕的矛盾.类似的,《创业史》中梁三老汉和梁生宝的矛盾、梁生宝和郭振山的矛盾,《风雷》中任为群和陆素云的矛盾,归根到底也都是“谋求私利”和“集体致富”两条道路的矛盾.而作家的创作意旨都是宣扬“集体致富”,贬低“谋求私利”.所以,既然农民的商业活动也被定性为一种“谋求私利”的不当行为,自然就成了被批评的对象.而诱惑农民跑买卖的城市,也不可避免地要被 化.其实,站在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农民往来城乡之间贩卖货物,用固定的畜力、人力资源创造了更多的个人财富.比如《三里湾》中范登高从城里贩卖手电筒、雨鞋、 牌、水果糖等新东西,利用的都是农闲时间,家里用不着骡子的时候；《三年早知道》中的赵满囤从城市里捎回烟、酒和城里客人,也是为农业社赶大车送公粮、跑运输时顺路而为.这种行为还沟通了城乡市场的有无,为乡亲们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大力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为了强调“公”,就把一切有利于“私”的,都视为“资本主义”.于是,为农民“谋求私利”提供舞台的城市,自然逃不掉被 化的命运.
(三)藏污纳垢之所
不论是作为逃避劳动之处还是谋求私利之地,城市似乎都被描写成一个大垃圾堆,散发着农村中不爱劳动者和贪求私利者所喜欢的臭气.除了这些思想落后者,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城市里还藏匿着种种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者.十七年时期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统购统销”,它是缓解粮食供求矛盾、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有效手段.在那个吃饭问题是头等问题的年代,妨碍粮食政策的执行可以说是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行为.《风雷》中的杜三春就是一个粮食投机者,他教唆群众抢救济粮,又设计诬陷朱永康以清除套购倒卖粮食的障碍.这样一个反社会主义分子却是全书中唯一一个和大城市有关联的人物,他“跑过南京,到过上海”{7},罪行败露之后的藏身之处西安,也是大城市.城市还似乎总也摆脱不了旧时代肮脏的烙印.曾经的革命对象,不论是汉奸还是地主后代都被安排在了城市里.比如《艳阳天》中地主马小辫的儿子马志新和曾经在日本人的炮楼做饭的范占山.这两个历史不清白的坏分子,一个在城里读书,时不时散播一些反动的消息回乡；一个一直住在城里,时不时到北京活动几趟,伺机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把现行的、历史的反革命分子都安排在城市,就使得城市成了藏污纳垢之所.除了把城市中的人写成是反革命的社会污垢,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家们也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 形象构建.比如浩然在《艳阳天》中就把整个城市设置在“鸣放”的“阴影”之中,由于“鸣放”被看作是“ 分子的猖狂进攻”,目的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这就使得文中的城市成了“鸣放”者们聚集起来从事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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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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