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市场制度、人口红利和中国出口增长是大学硕士与本科人口红利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哪些国家有人口红利方面论文范文。
摘 要：基于1978—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市场制度、人口红利及两者交互项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中国总体和东、中部地区而言,市场制度和人口红利促进了出口增长；对西部地区而言,市场制度和人口红利抑制了出口增长；其中中国总体和东、西部地区市场制度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口红利的转变,而中部地区市场制度水平的提高反而抑制了人口红利的转变.分时期回归发现,市场制度对出口的影响趋势符合“N”型曲线,人口红利对出口的影响趋势符合“M”型曲线.市场制度对出口的影响程度始终大于人口红利对出口的影响程度.
关键词：市场制度；人口红利；中国出口增长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7）04-0024-12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7.04.003
一、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在世界货物贸易中排名第32位,所占比重不足1%
数据来源：《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2011）..2009年,中国货物出口额为1.2万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9.6%,在世界出口额中排名第一
数据来源：《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13》..到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1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数据来源：《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大多数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对外贸易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取决于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于加工贸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带来了廉价的劳动力,使得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直接推动中国出口贸易高速增长.在人口经济领域,通常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和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角度来阐释人口红利的内涵[1].中国的人口总抚养比在1982年为62.6%,随后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直到2010年下降为34.2%,之后出现了缓慢上升,到2014年为36.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也就是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这一阶段的负担逐渐减轻,人口红利得到释放；直到2010年,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劳动年龄人口负担逐渐加重.
同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制度上也有较大改变.1978年以前,中国对外贸易实行的是计划管理体制,主要是以国家统一管理的国有外贸企业为经营主体,并且对非国有进出口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国有外贸企业领导其业务经营.1950年国有外贸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68.4%,1952年上升到92.8%,占有绝对优势
数据来源：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进程、效果与国际比较课题组.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进程、效果与国际比较[M]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5..同时中国对价格和汇率进行严格控制,实行双轨制的外贸定价制度,国内实行固定价格制度和汇率制度.
改革开放以后,外贸体制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非国有外贸企业的改革.1978年以后,为打破国有外贸企业独家经营的局面,政府下放外贸经营权,逐步推行出口自负盈亏承包经营责任制,允许非国有企业从事外贸活动,参与外贸的企业形式呈现多样化.截至2013年,国有外贸企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11.27%,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47.25%,私营企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39.06%,非国有外贸企业成为中国出口贸易的主力军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年鉴2014》..二是对外贸计划体制的改革.随着外贸经营权的下放,逐步简化计划内容,减少外贸行政干预,逐步放开商品价格,1994年取消汇率双轨制,双重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外贸体制逐渐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
从数据上看,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可能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增长.但是由于劳动力总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正在递减,中国不可能长期依赖人口红利,并且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依靠人口红利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成本优势,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从长远来看,中国必须通过提升制度质量来获取国际分工的有利地位,中国应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2].
因此本文想研究中国的“人口红利”和“制度红利”是否对中国的出口增长有促进作用?哪种因素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影响更大?中国现阶段是否能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人口红利与贸易的早期研究大多集中于人口比重或人口结构对经常账户或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3-7].吕健研究发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速对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有较大影响[8].翟士军和黄汉民研究发现人口红利对加工贸易出口额具有显著的正效应[9].更多情况下,劳动人口数量只是作为一个次要的影响因素或者控制变量出现在各类研究中[10-11],并且不再是贸易研究的重点,而制度对贸易的影响逐渐被研究者重视.
根据不同国家的制度变量,关于制度对贸易的影响研究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研究进口国的制度安排对出口国贸易的影响[12-14].此类研究大多是研究双边贸易,以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在理论假设下推导出包含制度变量的扩展模型.第二类是研究出口国的制度安排对出口国贸易的影响[11,15-16].此类研究大多数没有理论模型,根据经济理论或者实证经验得到一般简约计量模型.但是作为一个例外,金祥荣等基于一个两国三地区竞争垄断模型,通过差分消除对地区出口有影响的共同特征,得到出口地區制度对地区出口差异影响的模型[10].第三类是同时研究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制度安排对出口国贸易的影响[17-19].此类研究基本是研究双边贸易,即相互贸易的两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对贸易的影响,所以使用的模型是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不同的是德（De）、丹尼尔（Daniel）等的计量模型仅仅是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直接加入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制度变量,而余淼杰对引力模型的扩展有严格的理论推导过程[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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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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