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法定财富标志缺位和重建是关于缺位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物理λ代表什么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法定财富标志在货币形态从“真金白银”到“大象无形”的演化过程中消失.信用货币时代,货币发行量由 银行根据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来决定,并不以任何法定财富标志为支撑.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演绎结果表明,正是上述最终目标的内在矛盾性和基于此的宏观调控政策导致经济在萧条和过热之间循环.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法定财富标志实乃社会经济的定海神针.我国可考虑将公租房确定为法定财富标志之一,通过合理运作,一可满足客观存在的投资需求、抑制房地产泡沫；二可促成居者有其屋的实现；三可使 银行对货币的调控更加科学.而全面解决财富标志缺失的问题,则是从根本上破解所谓“经济周期”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法定财富标志；信用货币；货币政策；经济周期；公租房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 (2012) 02-0005-13
Lack and Re-establishment ofFiat Wealth Identification
Abstract:First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cess of the currencies evolving from metal currencies to credit currencies and the multiple deposit creation of the commercial bank. The quantity of credit money supply is targeting the final goals of monetary policy, such as, stable price, economic growth and full employment, not influenced by any fiat wealth identifications. After analysis of 1990 bubble economy of Japan and 2008 subprime crisis of US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the final goals of monetary policies and the fluctuations of economy from depression to over-heat due to the macro-economy policies. Finally, based on four principles of choosing fiat wealth identifications, it is suggested that public rental houses should be considered to be fiat wealth identifications, while the housing demands and investment demands can be divided, and public rental housing exchange market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central bank can increase or soak up liquidities through buying or selling public rental houses.
Keywords: metal currency,credit currency,fiat wealth identification,monetary policy,quantity ofmoney supply
一、引言
根据Krugman (1996)[1] 的不完全统计,世界上每19个月就会爆发一次较为严重的货币危机.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对经济的破坏越来越严重.近30年来,“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通货膨胀”、“货币危机”经常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拉美国家货币危机、80年代末日本经济泡沫破灭、1994年墨西哥货币危机、1997年东南亚货币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动荡、2001年阿根廷货币危机以及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张伟,2010）[2],这些危机的发生均和前期货币供给失控、货币政策失效有关.
实际上,在货币供给失控和货币政策失效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深刻的历史原因,即人类进入了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虚拟价值大量涌入商品市场,推动了货币从一般等价物向以人们心理需求为基础的信用货币时代演变,从而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货币发行机制.
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供给总量等于基础货币乘以货币乘数.其中,基础货币主要是指 和准备金, 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决定基础货币的变动；货币乘数指商业银行存款多倍创造机制对基础货币的放大效应(Mishkin, 2006)[3: p374].货币供给是 银行和商业银行共同作用的结果.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货币政策是指“ 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和控制货币供给量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主要分析“货币供给量变动传导到产出、就业、价格以及通货膨胀变动的途径”（Samuelson and Nordhaus, 2008）[4: p470],货币供给总量是 银行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重点关注的 指标之一.以上关于货币政策的定义,实际上已经清晰地表明,货币的供给将以包括经济社会中人们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的总需求为目标.由于其中的心理需求是无形的和不确定的,所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明确（实际上也难明确）给出适当货币供给量的确定依据,这和物本经济的早期时代不一样.那时,以贵金属（比如金银）作为货币,由于货币本身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商品,当社会财富增加、市场中商品流通量增大,导致需要更多的金银币时,人们可以很方便地熔铸金银器为货币.同样的道理,当传统的金银币超过市场的需要面临贬值时,人们又可以熔铸金银币为金银器.由于金银和各种社会财富之间有着约定俗成的交换关系,多余的金银虽然不马上兑现但其价值却恒在,因此金银是那个时代的绝对财富和终极财富,即财富标志.这虽然是约定俗成,而并非法定的,但却以自组织的形式在货币发行和财富标志的构建中进行循环.对于货币而言,暂时不需要的金银熔铸成金银器而以财富标志的形式存在,起到了对发行货币量进行自动调节的作用.实际上,社会总财富是当时可发行货币数量的直接依据.当货币以金银之外的形式出现时,社会上存储着的金银则成为了可发行货币数量的依据.虽然这实际上是一种间接依据,但成为依据的特征是极为明显的.可是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发行的数量没有相应的法定财富标志作为支撑.大卫·李嘉图（1817）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5]中指出：
经验证明,国家和银行掌握了不受限制的纸币发行权之后无不滥用这种权力.所以,在所有国家中,纸币发行都应受到某种限制和管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最适当的方法莫过于规定纸币发行人必须承担用黄金兑现纸币的义务.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货币发行和一国的黄金储备没有任何关系,货币供给规模不再受到任何法定财富标志数量的限制.林左鸣（2011）[6]将法定财富标志定义为“由社会经济制度确认的规范、标准的财富标志”,法定财富标志的缺失导致信用货币发行的无据可依,发行规模不断扩大.
货币从一般等价物到信用符号的变化,其原因之一是市场中经济价值的嬗变.从过去市场中,流通的商品所体现的价值基本上为满足人们生理需求的实物价值,嬗变为现在市场中涌现出日益增多的用于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虚拟价值.越来越多的服务类型商品是无形的,它们的价值确定主要取决于人们的心理感受,有时会被无序放大,有时又会蒸发得无影无踪.股市上股票价值的变化自不必说,甚至一场商业演唱会,它本可以创造不菲的经济价值,却有可能因为主要演员的一桩和演唱质量毫无关系的突发丑闻而大打折扣,甚至使预期中的商业价值烟消云散.这正是“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价值是不守恒的”[14]（林左鸣2010）.毫无疑义,价值的不守恒,自然使作为商品等价物的货币发行数量更加难于把握.因此,在广义虚拟经济价值进化和运动的循环中（如图1）,将把握货币的供应转变为把握法定财富标志的供应也许正是我们走进新的经济时代的正确选择.如图1所示,对于人本经济而言[14]（林左鸣2010）,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只有得到充裕的财富标志供应,才可能发生正常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从而构成整个经济活动循环,而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经过二元价值容介态又必然诞生财富标志,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进化范式.
为了准确分析货币和财富标志的内在关系,本文首先将回顾近2000多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形式从金属货币发展到纸币、电子货币等信用货币的过程,分析商业银行存款多倍创造机制对货币总量的乘数放大效应,指出货币从“真金白银”到“大象无形”的演化进程也是法定财富标志逐渐消失的过程.然后,本文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合理性及其对实际宏观经济调控的指导效果提出质疑,以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为例分析“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内在的矛盾性及以此为依据制定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弊端.最后,分析法定财富标志缺失对货币政策失效的影响,并提出重建以土地及其附着建筑（例如：公租房）为基础的法定财富标志体系.
二、法定财富标志在货币演化进程中消失
(一)金属货币时代
人类早期经济活动中,谷物、布、动物、装饰品、贝壳、盐和某些稀缺的自然物品都曾在以物易物的贸易中充当交易媒介,但是这些商品的价值不稳定,并且不易对等折算、不易携带、不易储藏.随着以物易物贸易的发展,不同地区的人类文明不约而同地选择金银铜等金属作为主要货币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古埃及和古希腊,硬币首先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晚期.到公元前250年,金、银、铜币成为地中海地区、近东和古印度货币的主流形式.公元前400年至前340年之间,古罗马开始用青铜单位对军队进行支付,公元前212年,古罗马货币制度改革,建立了只有铸银和青铜币的币值.公元前7世纪晚期到前6世纪早期,周朝国王发行青铜布币和刀币[7:p19,152].金属货币逐渐成为法律认可、商业通用、在社会上履行实际支付功能的货币形式.
贵金属本身是有价值的财产,可以称重并标记面值①,容易同其他货物交换,短期流通中不易销蚀.当确定了某一种贵金属作为制造货币的材料时,实际这一种贵金属就自然地成为财富标志.在中国,从唐朝直到20世纪,银锭一直是主要的货币形式,在每次交易时,其价值由买卖双方根据白银的成色和重量决定.随着金属货币的广泛使用,铸币也逐渐 集权化,据希罗多德记载,亚历山大大帝在硬币上塑造君主头像,确保金属重量和精美的同时,也是统治者精心策划而塑造的自我形象.中世纪后期,欧洲所有硬币上都有统治者的姓氏、名字或称号,铸币厂的数量大大缩减,硬币由国王或帝王统治的国家机构统一设计和制造[7:p75,87].
但是金属货币的发行数量和质量会受到金银储备和战争等情况的影响.罗马帝国时期,布匿战争（Punic Wars）带来财政压力,金银本位很快变为铜本位.到奥理安时期,一枚银币大约含银5%,后来降至2%[8].6世纪晚期到7世纪,法兰克王国金币浪费现象严重,黄金储量日渐匮竭,金币的质量和细节和古老帝国标准相去甚远.1493年,发现和征服美洲新大陆使大量贵金属从美洲流入欧洲,货币供给增加引起通货膨胀[9].而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了作为货币制作材料的贵金属其财富标志的地位正在被动摇.17世纪中叶美洲白银生产衰落导致滥发和伪造货币,金属货币中金银含量不足值的现象时有发生,法兰西和英格兰都发生过“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大量流通的硬币被通过各种手段作假、锉光、摩擦集粉、修剪,最差的硬币首先被交易使用[7: p189,193].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下,则表明铸币贵金属仍然是人们心目中的财富标志.不过其所履行的货币功能正逐步被信用所取代.
(二)纸币等信用货币的出现
金属货币经常短缺及其价值不稳定刺激了纸币的发行,早期发行的纸币是私人发行的汇票、债券或者有日期限制的兑换券,纸币的发行以金银等贵金属为抵押,数量完全可控.早在宋朝（960-1279年）时,中国就开始流通纸币,中国学者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10]中分析宋朝发行纸币的驱动力时指出：
宋朝开放了“自由市场”,商业繁荣昌盛,需要大量流通货币,但是中国各地流通的货币一般不可兑换,某些地区甚至禁止铜币流出,汇票形式的纸币解决了跨地区流动问题,很多地区使用又大又便宜的铁代币,大量携带非常不方便.宋朝境外的军事压力迫使政府扩展金融,官方支出可能也需要纸币.
亚当·斯密认为,纸币只有可以一经要求即可转换成金币或银币时才能有效运行.1690年,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巴本记载,因为没有公共银行,“伦敦商人不得不把 存到金匠那里,因此产生了基于‘金匠记录’的信用,它们像银行的纸币一样在支付人之间流通”[7: p194].1955-1960年苏格兰银行一磅钞票仍然印有“我保证,一经要求,支付给持有人**磅黄金” 的约定条款②.由此可见,最初纸币和信用工具的发展是基于黄金（财富标志）的实际拥有量.
17世纪,欧洲的金银供应紧张,18世纪开始,欧洲的纸币在通货供应中和硬币混杂使用,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贵金属仍然是储藏和存款的优先选择.18世纪末,全世界有20多个国家使用纸币[11],纸币由国家银行、私人发行者发行,甚至由欧洲政权在远方的殖民地发行.纸币大量流通,带动了较之贵金属时代的货币数量的大幅增长；基于商业银行的信用,银行券的总价值经常超过银行储备的黄金和白银数量,纸币发行不再受到金银等财富标志数量的严格约束,经济中的信用货币数量显著增长.
1944年7月,44个同盟国代表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达成维持通货价值及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协议.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美元和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后一段时期内,黄金是法定财富标志,美元等信用货币具有可以随时按约定比例和黄金兑换的无限法偿能力.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元的货币发行量远远超过其黄金持有量,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法定财富标志消失.之后,纸币发行规模不再和任何实物资产的实际拥有量挂钩.20世纪末,技术进步促使大规模商业和金融交易不再使用 ,而是通过信用透支、支票和电子货币支付等更为便捷的信用工具支付.货币不再具有普通商品的属性,而是成为纯粹用于价值度量和服务商业交易的工具.
(三)商业银行的存款多倍创造机制
商业银行在吸收存款后通过发放贷款赚取利息收入. 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要求商业银行在吸收存款后向 银行缴存一定比例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以防止存款人挤兑,发生信用危机.假定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20%,考虑没有超额存款准备金、没有 持有意愿的理想情况：
1. 最初,商业银行A吸收存款1000元,其中200元作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由商业银行A向 银行缴存,其余800元全部贷给借款人甲；
2. 假定借款人甲将贷款800元全部存入商业银行B,其中,160元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由商业银行B向 银行缴存,其余640元全部贷给借款人乙；
3. 假定借款人乙将贷款640元全部存入商业银行C,其中,128元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由商业银行C向 银行缴存,其余512元全部贷给借款人丙；
等
如果A银行决定保有800元超额存款准备金,则B银行没有收到新的存款,存款创造过程中断,存款只增加1000元,而不是理想状况下的5000元.如果获得贷款的个人或机构不将贷款存入银行、而是持有 ,则存款也没有实现充分的扩张过程.本文是一种不考虑超额存款准备金和 持有的理想情况,完备的公式推导见Mishkin（2006） [3: p374-377].
商业银行的存款多倍创造机制导致基础货币的成倍增加被称为乘数效应.社会中的货币供给量等于基础货币乘以货币乘数, 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包括购买债券、购买外汇、购买黄金等方式）投放基础货币（例如：图2中初始的1000元）,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调节货币乘数.
由以上的文献回顾可知,法定财富标志在货币形态从“真金白银”到“大象无形”的演化过程中消失.在信用货币时代,无论是 银行基础货币的投放,还是商业银行存款多倍创造机制对基础货币的乘数放大效应,在 银行和商业银行合作完成的货币供给过程中, 银行不再根据法定的要求,以金银等贵金属的持有量作为货币供给量的依据.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金、银等贵金属退而成为不和信用货币绑定的社会性财富标志,从而出现了法定财富标志缺位.那么在法定财富标志缺位的情况下, 银行确定适当的货币供给量的依据是什么?
三、对 银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质疑
(一)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
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也是调节货币供给量的主要依据,包括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利率稳定和外汇市场稳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美联储设定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使经济增长能实现其潜在的扩张能力,使就业率保持在较高水平,物价稳定,使长期利率保持在合理状态”；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因为欧元区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是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因此欧洲央行的职能有限.物价稳定日益成为各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之间是矛盾的.
物价稳定的目的是让低收入阶层能够买得起生活必需品,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供需失衡和通货过量,正确的做法首先是要发展生产增加供应,然后才是收缩流动性.而通常控制物价上涨的宏观调控办法往往只在货币政策上下功夫,这反而会抑制经济增长,使有效供应更加减少.马克思指出,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产品价格直接影响要素收入——地租、利润和工资.调控物价就是控制产成品的价格上涨,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产成品价格下降将导致营业收入减少,从而影响工人工资和企业家利润.工资下降会减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减少；企业利润减少会降低未来的资金投入,投资和消费不景气导致经济增长乏力.而经济不景气,企业将减少投资、不再扩大生产,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使低收入家庭直接过渡到没有收入.调控物价原本是为了解决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存需求,但最终却导致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降低、甚至失业.物价上涨和经济增速放缓、大量失业相比,哪个对低收入家庭生活水平下降的影响更大?
各国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是：国泰民安、社会稳定.相反地,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是各国执政者最不希望看到的景象.经济衰退不利于社会稳定,而不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经常充当了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催化剂、导火索.美国和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也是全球宏观经济调控能力较强的国家.回顾日本1990年经济泡沫破灭、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我们发现,危机之前都曾出现所谓的经济过热.表现是,作为财富标志泛化的形式使得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消费品价格上涨、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政府应对经济过热予以反向干预,在货币政策方面表现为：连续多次提高基准利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控制货币发行规模.但是多次加息后,利率大幅上升提高了投资成本,降低了未来投资收益的预期,资金纷纷撤离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特别是社会性财富标志化为泡沫被刺穿后,投资作为支持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最先受到影响,投资减少就会缩减就业机会.经济增速放缓甚至下降使家庭收入减少,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减少导致消费支出减少.而如果是世界性的衰退,其他国家的购买能力也在降低,则出口也会减少.最终,投资、消费、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受到实质性的影响,经济陷入长期的衰退.
(二)日本的经济泡沫和宏观调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利率持续下降,基准利率由80年代初的9.25%下降到1987年2月的2.75%.1982年至1985年间,日本出现大量贸易顺差,日元升值,日本放松银根,增加了货币供应量.1987年至1990年间,日本的货币供应量(M2+CD)超过了10%,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实际上是社会性财富标志的土地和股票等资产价格的上升.以1980年的土地价格为100,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六个城市的地价在1985年上升为153.6,1990年上升为625.9.1985年日经225指数为12000点左右,1989年底突破39000点,股票总市值从1985年的224.2万亿日元上升到1989年的890万亿日元[12: p111].房地产和股票的“财富效应”带动日本居民的消费支出增加、消费品价格上涨,CPI超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3%的安全范围.
日本于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连续6次上调央行基准利率,将央行基准利率由2.75%上调至6.25%（图3）.结果是1990年开始,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房地产、股票价格大幅下降,物价水平降低,甚至在一些年份出现了通货紧缩（图4）,看似宏观经济调控的预期效果已经实现,但是日本居民并没有感到宏观调控带来的生活品质提高；相反地,经济泡沫破灭导致日本大批建筑公司和金融机构破产,主要银行全面亏损,日本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从1990年的2.1%上升到2002年接近5.5%.中低收入家庭收入降低,股票、房地产等家庭资产缩水,家庭消费开支减少.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很多学者称1990年后日本经历了“逝去的 10年”（图5）,至今,日本经济增速仍然没有恢复到泡沫破灭前的水平.
(三)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宏观调控
2000年高科技网络泡沫破灭、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布什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连续多次下调联邦基金基准利率以鼓励投资,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增加货币供给.这使美国经济逐渐出现好转,并伴随着房屋、股票等资产（社会性财富标志）价格上升及物价水平上涨.为了降低通胀水平和通胀预期,美国于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连续1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由1.25%上调至5.25%,如图6（数据来源：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结果是住房抵押贷款、尤其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申请人的月供水平大幅提升,而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借款人的收入水平最低、信用评级最差,房贷利率上调首先对这部分人的偿还能力造成巨大冲击,2007年起,次级抵押贷款还款人的违约率不断攀升,次贷危机爆发.当这一危机通过和住房抵押贷款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MBS、CDS和CDO波及到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时,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详细过程见闫妍等（2011）[13].
2004至2007年美联储采取旨在抑制通货膨胀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后,物价上涨速度确实有所放缓（图7）,但同时,美国的GDP增速也在下降（图8）,甚至在2008年3季度至2009年2季度GDP出现负增长.失业率在2008年初仅为5%,而到2009年下半年上升到10%左右（图9）,中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减少,首次申领救济金人数在2010年8月一度达到50万人以上.民怨激剧, 游行不断,其中最为著名的是2011年9月开始的“占领华尔街”的和平 活动,其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参和人数多,反映了普通民众对金融系统、收入分配等问题的不满.
(四)小结
当物价上涨、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时, 银行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应该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例如：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给增速,这些措施使CPI、PPI等衡量物价的指标都降下来了,货币政策目标实现了,但是中低收入家庭却并没有因为物价指数下降而感到生活幸福,国家也并没有从宏观调控中获得增长和安定,世界反而更乱了！根据对理论和实际的分析,我们总结出信用货币时代的经济发展规律（图10）：
这一规律周而复始的发生,甚至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了经济学家们研究得到的“经济周期”.其实,在宏观经济政策频繁干预市场的今天,很难说经济周期是客观规律还是人为调控的结果.
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商品价格、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都是以人民币、美元、欧元等信用货币标价的,因此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在整个经济周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信用货币时代,正是货币供给量的决定因素——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内在矛盾性以及基于此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导致了经济在“萧条”和“过热”之间震荡波动.
这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们谈虎色变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说起流动性过剩,难免联想到洪涝灾害,这又不由得使我们联想到了战国时期李冰父子在蜀地建设的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李冰父子创造了“深淘滩,低作堰；遇弯裁角,逢正抽心”一套完整的水利技术,从而形成了“宝瓶口”和“飞沙堰”两个相互依存的巧妙工程,目的就是要限制水流过多地进入蜀地平原造成洪涝灾害.这两个工程一方面通过“宝瓶口”起截流限流作用,另一方面为避免上游洪涝,又通过“飞沙堰”把不能通过“宝瓶口”的多余的水流导入外江排泄掉.如果遇上大旱年,“飞沙堰”就会更多地露出水面,直至拦截了水流向外江的通道,确保江水全部通过宝瓶口去灌溉蜀地平原.这样一个安排巧妙的自动调节机制形成了一个伟大水利工程,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作用.实际上,信用货币制度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缺乏类似像“都江堰”这样的流动性自动调节机制,从而造成货币发行量忽多忽少,始终不能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和相匹配,进而导致经济活动在萧条和过热之间象荡秋千般地振荡.如果我们能够设定出法定财富标志,并进而带动一些社会性财富标志共同构成一个财富标志市场的话,那么法定财富标志就是“宝瓶口”,社会性财富标志就是“飞沙堰”,从而自动调节流动性,使经济均衡平稳地发展,形成一个新的具有自组织功能的经济发展循环模式（图11）.
诚如前面对当今世界上几次重大经济危机的分析中所显示的,每一次经济危机爆发,一定都表现为社会性财富标志（主要资产价格）的上涨.也就是说在上一轮经济萧条出现后,采取了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降低利率等）以后,增加供给的货币在货币乘数效应作用下,往往不是真正用于解决实体经济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增加投资、拉动消费、扩大出口等）.结果过剩的流动性必然涌入社会性财富标志市场,并且推波助澜,使社会性财富标志泡沫放大和出现泛化[14]（林左鸣2010）.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性财富标志价格上涨没有“天花板”,一旦泡沫刺穿破灭后也没有底线,因此一旦危机出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为了避免硬着陆,实现软着陆,往往又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来防止经济进一步过热,而紧缩银根和放宽银根一样,都是人为调节,缺乏一个自动调节的分流或补偿机制,自然又带来下一轮的经济萧条.在图11所示的模型中,我们设想通过法定财富标志的重建,并且形成一个财富标志供应市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扮演一个自动协调机制的作用,从而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周期性振荡的状况.
四、法定财富标志的选择和重建
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存在矛盾,正是这种自身的矛盾性导致 银行无法对合理的货币供应量做出正确的判断.对信用货币发行进行限制和管理,最适当的方法莫过于设定法定财富标志,规定纸币发行人必须承担用法定财富标志兑现纸币的义务,如《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国元代（1206-1367）纸币的记载[7: p166]：
无论是谁,如果收到的纸币因为长期使用而损坏了,都可拿到铸币厂,只需支付3%的费用,就可以换取新币.如果谁想要用金银来制造东西,如制造酒杯、腰带或其他物品,也可以持币前往铸币厂,换取金银条.大汗的所有军队都用这种纸币发饷,他们认为它和金银等值.
借鉴历史经验,我们认为,法定财富标志的选取应该遵循以下四点原则：
第一,价值稳定、方便保存.法定财富标志首先应具有财富标志的共同特征,林左鸣(2010)[14]指出,财富标志是指那些人们约定俗成的绝对财富或终极财富.法定财富标志应是通过法定形式确定的终极财富和绝对财富,这里所谓的终极财富和绝对财富是指和一定的信用货币绑定而言,并且能够满足人们贮藏财富的需求,具有价值公认、价值稳定、便于管理和储藏的特点.
第二,供给充足、数量可控.在金属货币时代,金矿、银矿的探明或匮乏都会对一国的货币供给状况产生影响,为了保持币值稳定,避免由货币供给大幅变动而引发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法定财富标志应该因其具有某种特殊属性而表现出稀缺性、同时又能够保证供应充足、并且数量可控.
第三,产权明确、市场独立.法定财富标志应该有明确的权属,建立独立的交易市场,法定财富标志持有人可以自由进入市场交易,同时明确规定, 银行按照出售价格或票面约定价格回购,法定财富标志持有人可随时要求 银行回购其持有的标的资产.
第四,不会造成国家财富流失.无论是德国20年代的货币危机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黄金流失到国外”都是导致纸币缺乏足够法定财富标志支撑、最终和黄金脱钩的原因.我国北宋年间,当铜币价值低于交换的商品价值时,铜钱被溶化铸铜器或者作为铜材卖到海外,造成了国家财富的流失.因此,应该尽可能选择不会导致国家财富流失的标的资产作为法定财富标志.
综合以上四点原则,以土地为基础的标的资产是21世纪法定财富标志的理想选择.林左鸣（2011）[15]综合黄金的价格、目前储量和探明储量、商业消耗等因素,将黄金能承载的货币量和世界货币总量相比,得到黄金的总价值只是世界财富的一个零头,黄金不适合作为法定财富标志的结论.林左鸣（2011）[15]指出,土地的供应量是黄金无法比拟的,有选择性地把部分国有土地确定为财富标志就容易得多.
我们认为,将土地和地面上的附属建筑打造成法定财富标志,由资产管理公司统一管理、运营和维护,在获得稳定经营收益的同时,可以保障法定财富标志的保值和增值.这听起来有些类似于REITs(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法定财富标志和REITs投资人的收益都是来源于租金收入和转让所得.但是REITs是将资产管理公司获得的物业证券化,REITs持有人只知道REITs总投资的物业类型、名称和所在地,每一位投资者并不知道自己持有的股份具体对应哪种物业的哪一部分.
和REITs等证券化产品不同的是,法定财富标志一定要有明确的物业对应和产权证明,相比于博物馆、歌剧院等建筑,写字楼、酒店、住宅等建筑的产权更容易分割.但是商用写字楼、酒店和普通商品住宅不适合作为法定财富标志,因为它们已经在发挥着社会性财富标志的作用,承载和吸收了大量的流动性.如果在市场已经充分竞争的情况下, 政府直接参和开发这些物业类型、并将其作为法定财富标志,势必会破坏市场均衡,引发原有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
现代化庄园应该是法定财富标志的重要选项之一,但因其需要一系列的政策配套[14]（林左鸣2010）,同时标的太大,有持有能力者将相当有限,因此目前并不具备实行的条件.那么保障性住房是否可以被考虑作为法定财富标志的物业类型呢?我国的保障性住房体系中包括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公租房、廉租房、棚户区改造等多种类型住房.2011年2月,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未来5年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保障性住房除了棚户区改造以外,主要用于公租房和廉租房.我们认为,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其中的公租房可以考虑开发为法定财富标志之一,原因如下：
第一,公租房是附着在土地上的实物资产,具有不动产共有的保值增值的属性,价值稳定,容易保存；
第二,土地的稀缺性客观存在.对于公租房而言,需要时则可以做到土地供给充足,而建设进度和规模又可由国家控制；
第三,目前,我国公租房的产权是国家的,可以对公租房的建筑整体以户为单位进行产权划分,建立公租房产权交易中心,使产权交易更加便捷；
第四,公租房是附着在我国土地上的建筑体,即使价格下降,（作为法定财富标志时,其市场交易价格不可能低于 银行票面约定的回购价）终极产权仍在中国,不会造成国家财富的流失；
第五,公租房的市场估值和我国货币供给中流动性过大部分的金额大体相当,按照未来5年新建3600万套公租房,平均每套的市场价值30～50万元计算,则新建公租房可吸纳的流动性为10.8万亿~18万亿元.截至2011年12月,我国流通中的货币M0为5.07万亿元,货币M1为28.98万亿元,相比于林左鸣（2011）[15]所论全球黄金储量和全球流动性的关系,我国公租房的预期市场价值和国内货币供给量还都在一个数量级上.
将公租房打造为法定财富标志,一方面要提高公租房作为法定财富标志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为公租房提供较好的地理位置,保证公租房的建设质量,成立公租房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公租房的租赁、运行和维护.对作为法定财富标志的公租房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专业、市场化的评估和定价,立法规定持有公租房产权和相应土地使用权的投资者,可以随时向国家 银行按照法定价格变现为货币,并且每年获得一定比例的租金收益.公租房产权所有人获得的租金收益为公租房出租收入扣除管理维护费用的净值.同时要建立公租房产权交易中心,公租房产权可以在市场挂牌、竞价交易,形成以法定财富标志为内核的社会性财富标志,从而抑制住市场上把一般商品房作为投资、投机对象的冲动,促使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此外, 银行可通过在产权交易市场买进或卖出公租房,投放或回收基础货币.买进的过程当然也是为了确保以信用为担保的公租房法定财富标志地位；而卖出的过程客观上也是为以社会性财富标志出现在市场上的公租房价格上涨构建天花板,抑制非理性炒作和确保公租房租金处于合理水平.
实际上这样一个制度设计,还可逐步使 银行从过去购买黄金、购买外汇等形式投放基础货币,转变为以购买特定地产来投放基础货币.以购买黄金或外汇来投放基础货币,一般都做不到使黄金和外汇和本国货币绑定.金价的上下波动,汇率的变化往往使基础货币投放出去后不能再等值地回收,使基础货币发行存在着投机性,并潜伏着不确定的风险.我国在土地国有的前提下,以某些特定的地产作为确定投放基础货币的依据,对稳定货币信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通过建立法定财富标志,投放大量公租房,既减少了地方政府巨大的财政负担,又有利于抑制住宅、商品房泛化为社会性财富标志,从而促使普通住宅、商品房回归其民生属性.应该说,这一设想当不失为解决眼下房地产泡沫的良策.法定财富标志的确立无异于给社会经济以定海神针,循着上述思路更全面更彻底地解决财富标志缺失的问题,是从根本上改变宏观经济一直存在着的周期性起伏振荡问题的必由之路.
五、结束语
在“大象无形”的信用货币时代,由于法定财富标志缺失,货币供给量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根据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确定的.但是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存在矛盾性,并且货币供给增速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的定量关系是空间动态变化的,不具有稳定性,这导致20世纪和21世纪初,世界各国以西方经济理论为指导的宏观调控多次失败.“危机”原本应该是小概率事件,却在近30年来经常发生,这只能说明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理论出了问题.不适当的宏观调控加速了经济恶化,调控后新增了很多社会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
从历史经验看,前一轮的货币超发必然会导致下一轮的“通货膨胀”、甚至引发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 银行以“救市”为理由大量增发货币,这是否又将成为下一轮全球“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呢?法定财富标志的缺失导致信用货币发行的无据可依、甚至滥发.如何对纸币发行进行限制和管理,在目前非物化的法定财富标志尚难以确立的情况下,最合适的方法莫过于规定纸币发行人必须承担用黄金、白银、土地及其上的建筑物等物化法定财富标志兑现纸币的义务.
林左鸣（2010）在《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14]中指出“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由于商品的大爆炸,虚拟价值的凸显,制度层面的形式可以成为财富标志,也具有寻租或交换的功能.”本文提出以公租房作为法定财富标志的制度安排,建立公租房产权交易市场, 银行可通过在公租房产权交易市场买进或卖出公租房,投放或回收基础货币的设想,标的虽仍是物化的,其实已隐涵了上述制度层面的因素.目前,我国在部分大中城市实行商品房的“限购”,抑制房地产的投资需求、平抑房价.但是在信用货币时代,人们对长期通货膨胀趋势的预期导致民间投资热情不减,而我国投资渠道狭窄,房地产的投资需求依然存在.对这种投资需求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一旦出现某种合适的时机和土壤,就仍有可能成为脱缰野马,引发新的更大的房地产泡沫并伴生新的更大的居者无其屋的社会民生问题.将公租房的所有和居住分离就是将房屋的投资需求和实际居住需求分离,既可以解决中等收入、中低收入阶层的居住问题,也可以满足有闲余资金的家庭和机构对房地产的投资需求,以法定财富标志的形式吸纳大量流动性. 银行可通过法定财富标志市场价格的变动判断货币供给是过剩还是不足,并相应通过买进或卖出法定财富标志投放或回收流动性.
注释：
① 4世纪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论》中指出,使用带有印记的硬币代替称量的银块极为方便,避免了每次交易都要称重的麻烦（《政治论》,1257a）.
② 注：这句话起源于17世纪金匠支付给某人一定数量的黄金时的许诺.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制,这句话没有实际意义,但是,作为信心和权威的声明保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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