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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斯皮瓦克以《属下能说话吗?》一文详尽披露了第三世界女性受西方白人中心主义,本土男权话语的双重压制,其形象被扭曲和丑化,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哑言的群体.她指出第三世界女性要说话,首先解构西方殖民话语对东方的扭曲再现；其次,批判西方女性主义的错误代言；第三,努力扩大处于帝国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双重压制下的第三世界属下妇女的反抗声音.
[关键词]斯皮瓦克 第三世界 属下 解构
印度裔美国女学者盖娅特里·查克拉巴蒂·斯皮瓦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是美国一位举足轻重的后殖民批评家.她的理论带有鲜明的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色彩,在后殖民批评中引进了性别视角,将女性（性别）话题作为后殖民批评独特的分析类型,以女性（性别）的视角进行富有洞见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因此“性别问题在斯皮瓦克整个经历以及她全部的兴趣范围内都是她著作的焦点”.斯皮瓦克最有影响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主要体现她的《属下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论文中.她以第三世界的身份背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第三世界妇女,关注“属下”（subaltern）那些沉默的边缘群体.
一、属下研究发端
属下阶层研究是后殖民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流派.属下阶层的概念首先由20世纪30年代安东尼·葛兰西提出,而后由50年代的英国左派历史学家改造,继而在印度“属下阶层小组”手中和结构主义嫁接.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的印度“属下阶层小组”注意到,关于印度的表述长期以来被殖民者和本地精英所垄断.关于印度民族及其意识的形成发展,殖 义历史学认为应该归功于英国的殖民统治,而本地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应该归功于印度资产阶级.但唯独广大被压迫阶级没有发言的空间,长期处于沉默状态.“属下阶层小组”试图重新发现“印度下层社会或属下阶层为印度的民族独立进行斗争的事例,并进行个案研究”[1].斯皮瓦克参和了其间的工作.按照斯皮瓦克的观点,“属下”是指那些承受性别、种族、阶级多重压迫不能言说自己,失去了自身主体性的女性群体,她们是承受双重权力话语,即白人中心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的压制而成为沉默的“他者”群体.于是,斯皮瓦克将葛兰西有关“属下”的命题运用于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其内容是“反对帝国的殖民话语和男权中心话语,批判帝国的霸权意识、殖 义意识和殖 义的叙事；同时,质疑欧洲中心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产物——西方白人女性主义,反对和抵制女性理论中的白人主义的话语霸权,揭露西方白人女性主义对第三世界妇女形象的扭曲和丑化”[2]
二、属下不能说话
在《属下能说话吗?》文中,斯皮瓦克通过对印度寡妇殉身的分析,指出印度属下阶层意识论忽略了属下阶层女性和女性的属下阶层特性,并对西方帝国话语和本土男权话语都进行了批驳,认为殖民地妇女受到双重权力话语或文化霸权的压制.寡妇殉身指的是印度寡妇登上已故丈夫的火葬堆 .以身殉夫,这个习俗在印度并非普遍流行,同时也不固定于哪个种姓或阶级.英国将印度占为殖民地后从法律上废除了这个习俗,这种行为被斯皮瓦克用话语表达为“白人正从褐色男人那里救出褐色女人”.英国的殖 义话语霸权主要表现在对寡妇一词的翻译的讹误和讹误之中夹杂着意识形态意指.梵语“寡妇”一词的传统写法是“sati”,而早期英国殖民者却将其改为“suttee”,“sati”的原意是“好妻子”,而“suttee”则是“忠诚”的 殉夫的仪式之意.对此,斯皮瓦克指出,“白人,在试图从褐色男人手中拯救褐色女人时,通过在话语实践中绝对地把好妻子和在丈夫的火葬堆上的殉身认同”,这无疑是给印度妇女（尤其是寡妇）以一种话语纵控和女性主体建构,实质上这是“一种更大的意识形态的限制”[3]152.同时,在这种误译中,殖 义者还将专有名词变成了普通名词,斯皮瓦克认为,“再没有比把专有名词变成普通名词、将其翻译过来用作社会学证据更危险的消遣了” [4]153.殖 义者的语言误译中凸显出来的是“男性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结构”[5]138,这里面透射着帝国话语和男性话语的双重霸权,从语言的所指、意义对主体性所具有的质询和模塑功能看,误译的语词无疑对女性的行为产生一种误导,即只有 殉夫才是忠诚的,这样久而久之则会形成一种先在的结构,从而操纵并作用于人的思想观念,进而形成一种“帝国主义的主体生产”.斯皮瓦克对殖 义者在语言的误译中表现出的主观臆断性和随意性而给第三世界妇女造成一种话语的压抑,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和反抗.
此外,斯皮瓦克还对印度本土在“寡妇殉身”这一习俗上所表现出宗教的桎梏性和男权中心主义作了批判.传统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印度本土话语认为,女人如果在丈夫逝世时不进行火中 ,她的肉身就将在生死轮回中永远不得解脱,只有到丈夫的火葬堆 ,女性才能在轮回中杀死自己的肉身.因为在宗教教义看来拥有女性肉身是异常不幸的,由此可以明晰地看到宗教话语对妇女所施予的精神统治和胁迫.印度的本土精英的男性中心立场在对“寡妇殉身”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的妇女的纯洁、力量和爱的民族主义浪漫描写中暴露出来,对此,斯皮瓦克指出,性别的意识形态建构一直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男性将女性行为阐释为英雄主义,那么在故事流传中这种男性意识形态将会作用于主体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斯皮瓦克认为印度本土的精英“是为对他者声音有兴趣的第一世界知识分子提供材料的当地人”,那些精英在有意或无意中有充当了帝国话语的配合者.
在对殖民话语和本土传统作分析批判后,斯皮瓦克认为“在双重权力话语的压制和模塑下,第三世界的妇女,只被自我牺牲的意识形态所迷惑和占有,从而发生了严重的自我错置和误认,对此,形象消失了,不是消失在原始的虚无之中,而是消失在一种疯狂的往返穿梭之中,这就是限于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第三世界妇女’错置的形象” [4]154.斯皮瓦克总结说：在父权制和帝国主义之间、主体构成和客体形成之间,在殖 义和男权主义的双重压制下,属下妇女无疑成了哑言主体,即“属下不能说话”.她在《在国际框架里的法国女性主义》一文中指出属下要通过非属下的 才能被听到,或者说在属下能说话时西方人会选择不听,再或者属下说的话可能是被多种因素决定的,即被帝国和男性话语进行了重新编码,因而不能恢复“纯粹”形式的属下意识,不能发出真正的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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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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