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大众传播属性和文化的下移是大学硕士与本科大众传播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大众传播方面论文范文。
摘 要：明中后期出版的商业化使其具备了大众传播的某些属性,引发了大众文化的兴起和传播,打破了两千多年来精英文化居于绝对霸权地位的一元化、单线性的文化生态模式,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化与知识的下移,使明中后期形成了 “主流文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 “非主流文化”（以启蒙思潮为主体）和“市民文化”三足鼎立、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态格局,这无论在传播史还是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一切都印证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已经蕴含着近代的因子,昭示着明中后期已经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关键词：商业出版；大众传播；文化下移；明代
作者简介：张献忠,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天津社会科学院副编审,从事明代社会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2-0164-06
引 言
秦汉以来,在中国的文化生态中,精英文化几乎占据了全部,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在这种一元的、单线的文化生态模式中,民间的、大众的文化不仅登不了大雅之堂,而且缺乏大范围传播的媒介.这一情况直至宋元才有所变化.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商业化运作使其很快成为一种大众传播的手段.诸葛蔚东在其专著《媒介与社会变迁》中写道：“15世纪中期,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术,由此而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出版物成为一种时兴的大众媒体,以往孤立的个人开始成为受众,信息的大规模传播成为可能.在印刷术发明之前,读书多是一种个人行为等在印刷术出现以后,同一性（uniformity）、同步性（synchro-nazation）随之成为一种全新的观念.”[1]（P11）这一论述基本上也适用于明中后期的商业出版,但须稍作修正,笔者认为印刷术只是为大众传播提供了可能,而将这种可能变成现实的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性出版,是商业出版使“以往孤立的个人开始成为受众”.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图书的复制是靠抄写,无法批量生产,因此,也比较昂贵,一般的平民百姓根本无力购买,阅读是少数有权有钱阶层的专利.唐代,印刷术发明后,书籍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但在宋朝以前,由于印刷术产生的历史还比较短,加之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商业化程度都比较低,因此,刻书业并不发达,而且主要是官刻.在这种情况下,图书的出版主要是为精英阶层服务,传播和流通的范围仍然很有限.宋元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图书刊刻的商业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很多书坊除了刊刻传统的经典著作外,开始刊刻一些生活实用类和通俗文学读物.但是,宋元时期商业出版仍然是以传统的经典著作为主,即使是生活实用类图书和通俗读物,也主要是以精英阶层为目标受众.以日用类书为例,台湾吴蕙芳博士通过考察宋元与明清日用类书的诉求对象,认为宋元时期的日用类书“偏向文人使用”,而明清时期的日用类书则是“普及四民大众共通使用”.[2]宋元时期刊刻的通俗读物也主要是为文人阶层提供消遣和娱乐,或者是作为说书人的底本.明前期,商业出版的主要受众依然是精英阶层.但无论是宋元还是明前期,虽然其主要目标读者是精英阶层,但刊刻内容的实用和通俗毕竟向大众化迈近了一步.笔者认为,宋元至明前期,商业出版开始逐渐走向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大众,但仍以精英阶层为主,属于一个过渡时期.
可见,明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营利为目的的出版业（笔者称之为“商业出版”）蓬勃发展.商业出版使通俗文化突破时空的限制,进入公共传播领域,从而使出版业具有了某些大众传播的属性,市民文化因此而兴起.市民文化的兴起和广泛传播使两千多年来精英文化居于垄断地位的一元化、单线性的文化生态模式被打破,文化的多元化格局由此形成.本文拟对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时段做一考察.
一、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繁荣及其作者和受众群体的变化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商业出版也空前发达,在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系统中,以营利为目的的坊刻在出版业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随着市民阶层的出现,新的受众群体开始形成,图书的品种也因此发生变化,而且更加丰富.与农民相比,市民阶层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地方,其人际关系不是靠宗法和血缘来维系,而是以经济利益为纽带而形成的,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只身在外,在这种情况下,市民阶层更需要精神的慰藉.另外,市民阶层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也有一定的闲暇时间.因而,阅读无疑成为排遣寂寞的最好途径.虽然市民阶层对图书有着潜在的需求,但他们对图书的需求不同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四书五经是官僚士大夫们安身立命的根基,诗词歌赋是他们赖以消遣的精神食粮,是他们身份的符码,而这一切“雅文化”对于绝大多数市民阶层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奢侈,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俗文化”以及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实用性图书.因此,市民阶层是一个不同于士大夫的新兴的读者群体.精明的书商及时地发现了市民阶层的需求和特点,纷纷刊刻了一大批反映市民阶层生存状态和生活情趣的图书,把市民阶层对图书的潜在需求变为现实需求,从而进一步培育了市民阶层这一新兴的读者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大众通俗读物成为绝大部分出版商的主打品种,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商业出版的繁荣.新兴图书受众群体的形成不仅表现在市民阶层上,而且在士大夫阶层中受众群体也开始分化.自从儒家的统治地位确立后,两千多年以来,文学就丧失了独立性,就一直是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在文学观念上,士大夫大都遵从“文以载道”的诗教传统,将俗文学视为鄙野之言和淫邪之辞而加以排斥.但明中期以后,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很大一部分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情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与市民阶层趋同.在文学观上,很多士大夫开始为“俗文学”正名,嘉靖年间的文坛领袖李梦阳认为“真诗乃在民间”[3]（卷262, 李梦阳《诗集自序》）,这里的“诗”是泛指文学作品,而非狭义的诗歌；万历年间,李贽在其著作中将《西厢记》、《水浒传》等称为“古今至文”[4]（卷3,《杂述·童心说》）；徐渭、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人也都高度肯定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晚明时期,很多士大夫将“三言二拍”、《金瓶梅》、《绣榻野史》之类的市民小说摆到了床前案头,这意味着从士大夫中开始分化出一部分新的受众群体.这种分化无疑会拉动图书的消费,但它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使一部分文人加入到通俗文学的创作中,进一步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出版,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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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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