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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人知道,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除了陆地面积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中国”?这个面积只有十七点八三平方公里（也就是不足中国面积百万分之二）的“中国”是位于蒙特利尔岛西南部的一座人口刚过四万两千的市镇.二00二年之后,这座以法裔居民占绝对优势的市镇并入所谓的“大蒙特利尔地区”.从此,历史可以将关于蒙特利尔与中国的关系追溯到十七世纪六十年代的中期.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天,一支由法国探险家引领的船队驶入了圣劳伦（译自英语的话,应该是“圣劳伦斯”,以下均从法语）河中部一段水流湍急的狭窄航道.欣喜若狂的探险家以为自己发现了从北美通往中国的捷径（更夸张的说法是他以为自己已经抵达了中国）.这错觉为这一次探险画上了句号.探险家骄傲地登上航道北侧的陆地,依照自己母语里的“中国”（La Chine）将它命名为“Laehine”,并成为那里的第一位业主.
我在八十年代的中期就从一部原版美国文学史里知道了这个“中国”的存在,因为它是我当时非常着迷的一九七六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的出生地.索尔·贝娄的父母一九一三年从圣彼得堡移居到位于圣劳伦河畔的“中国”.两年之后,这位与威廉.福克纳并列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作家”在这里出生.他在这里度过了自己一大半清苦的童年时代,直到九岁的时候才随家人一起偷渡到美国.现在,当地的图书馆就以自己这位最出名的儿子的名字命名.这个“中国”的存在是我上个世纪末决定移居蒙特利尔的主要动力之一.
事实上,这个由法国探险家命名的“中国”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少中国人居住.它与“我”的唐人街也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关系.一八八六年,也就是由法国探险家命名的“中国”在蒙特利尔岛的版图上出现两百二十年之后,随着连接加拿大东西部的太平洋铁路（这应该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基本建设工程）的竣工,一批华人劳工选择到几乎看不到自己同胞的东部定居,蒙特利尔的唐人街才熙熙攘攘地出现在老港（也就是蒙特利尔旧城区）的北部边缘.这里距离蒙特利尔岛西南角上那个至今都清清冷冷的“中国”大约有十五公里.
根据一九0一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当时有一千二百余人在蒙特利尔的唐人街定居.这个数字在随后的二十年时间里缓慢增长,在一九二一年达到了一千七百余人.但是,因为加拿大政府在一九二三年通过臭名昭著的“华人移民法案”,不仅禁止华人入境,也限制境内华人的权益（如不给华人选举权,征收华人人头税等等）,唐人街四十年来自然的发展受到了法律的抑制.将一九四一年的人口普查结果与一九二一年的结果相比较会发现：蒙特利尔唐人街的居民人数在二十年里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还略有减少.尽管,唐人街的居民人数这时候与蒙特利尔实际的华人居民人数已经不是同一个概念,这个比较还是足以反映“华人移民法案”以后蒙特利尔唐人街发展的停滞.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蒙特利尔新的商业区在唐人街以北的圣凯瑟琳大街一带兴旺起来,被夹挤在新旧城区之间的唐人街因为土地投机和内部不和等新旧问题,规模继续萎缩.六十年代中后期,尽管“华人移民法案”被联邦废除,魁北克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要求独立的分离主义运动不断壮大,呈蒸蒸日上之势.这是笼罩在唐人街前程上新的阴霾.蒙特列尔是世界上仅有的双语大都市.“存在于语言的夹缝之中”是这座城市的特殊生态,也是这座城市的唐人街无法逃脱的命运.一九七七年,标志着分离主义运动最高成就的《法语宪章》（也就是著名的“101法案”）在省议会获得通过.法案确立了法语在整个魁北克社会（尤其是华人非常关注的教育和商业领域）的统治地位.蒙特利尔的唐人街遇到了世界上其他城市的唐人街不会遭遇的特殊的“身份危机”.
一九二三年的“华人移民法案”和一九七七年的“101法案”给蒙特利尔的唐人街带来的是将近六十年的徘徊和萧条.八十年代初期,复兴的曙光缓缓出现.这既得益于当时蒙特利尔的市政府及市长本人的远见和,也得益于中国大陆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和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显露头角的全球化浪潮.用当时的流行语,也就是既得益于小环境,又得益于大环境.一九八五年,蒙特利尔与位于黄埔江边的“东方明珠”结为友好城市.作为这一盛事的见证,圣劳伦街与唐人街重叠部分的两端出现了由双方市政府出资合建的两座长为十八米、宽为十二米的中式牌楼.这一组牌樓现在应该算是蒙特利尔唐人街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了；一九八六年,蒙特利尔市政府又同意从唐人街有限的空间里辟出一块空地,建成其中唯一的一座公园.这大概只有三百平方米大小的“中山公园”无疑是全世界众多的同名公园中最小的一座,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它成为蒙特利尔唐人街显著的地标；一九九二年,另一座标志性建筑在唐人街面向蒙特利尔老城区一侧的一个街口落脚.那是一家顶部角楼的颜色和形状都直接照搬故宫的“假日酒店”.它应该是全世界最具中国特色的“假日酒店”；二00一年,创建八十年来历经沧桑、漂泊不定的“华人医院”在唐人街东南的新址永久落脚.这全世界唐人街里唯一的“华人医院”也无疑是蒙特利尔唐人街的一大特色.
一九八六年,加拿大政府开放“投资移民”.这一顺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开放政策首先引来了一批对九七“回归”存有疑虑的香港投资者.与一百年前从西海岸迁移过来的华人劳工和七十年代末期开始从越南逃出来的华裔难民不同,这第三次华人移民浪潮带来的是具有雄厚经济实力和良好教育背景的新型的华人.他们抵达新大陆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购房和置业.拥挤的唐人街对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他们与稍后几年随着更大一波华人移民浪潮而来的中国大陆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一起在蒙特利尔岛外的南岸、蒙特利尔市中心康克迪亚大学的周边、蒙特利尔岛内偏北的圣劳伦地区以及蒙特利尔岛内的西部等处形成了一个个新的华人聚集区.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在“大蒙特利尔地区”生活的华人已经超过十万.
像在世界许多大都市里的华人一样,这十万华人交往的范围基本还是以自己或者父母的出生地为界限：来自大陆的人还是与来自大陆的人在一起,来自香港的人还是与来自香港的人在一起,来自台湾的人还是与来自台湾的人在一起,来自越南的人还是与来自越南的人在一起等哪怕是建立在普世价值理念上的大学里,留学生们的圈子也通常保持着这种地域的分别.在华人交往的过程中,“地域”是比“阶级”更具决定作用的力量,这是我这些年来的一个观察,也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观察：比如从香港来的投资移民会更习惯也更愿意与从香港来的技术移民或者甚至“难民”交往,而不是与来自大陆或者越南的投资移民交往.这到底是地理上实际的“边界”导致的结果,还是这种“边界”存在的原因?等我住在皇家山公园的附近,与蒙特利尔最大的公墓隔街相望.在公墓里散步的时候,我经常会从华人的墓区经过.看到“两岸三地”的逝者能够和谐地安息在一起,我不免会对生死之别有一层特殊的嗟叹.为什么只有到了“去”的时候,“来”的地方才变得不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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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加拿大唐人街的牌坊 加拿大邮政于2013年5月1日发行了一套8枚“唐人街的牌坊”（Gates ofChinatown）邮票，图案分别描绘位于加拿大维多利亚、温哥华、。
2、 唐人街乡愁 去菜市场买菜的路上，艾薇和亨利突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知道吗？亚特兰大也有中国城！”据说是“特别小一个，可是特温馨”。按捺不住好奇，我们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