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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十九世纪的英文文献,凡言及《圣经》研究,总会出现“Higher Criticism”一词.这个当时学术界和文化圈所使用的高频词,译自德文,和“Lower Criticism”相对.这一高一低的两种批评,指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看当时人的界定.美国《圣经》学者布里格斯（Charles Augustus Briggs）曾著有一部通论《六经考辨》（The Higher Criticism of the Hexateueh,1893）,甫一开篇便谈到“高”和“低”这两种研究的异同：
Lower Criticism处理的是《圣经》文本,搜求所有的《圣经》译本、抄本和引证,旨在确定出自《圣经》作者和编辑者之手的真本和原本.它所处理的是字母、词语和字句本身,不考虑其文学形式或者意义.而Higher Criticism则建立在Lower Criticism的基础之上.它将《圣经》文本从Lower Criticism手中接过来,将《圣经》作为文献来加以研究.
根据这个十九世纪末的界定,则所谓“低端”批评,主要指版本学和校勘学研究.而“高端”批评,则是针对《圣经》所做的更深入的历史考证.汉语学术界有时将Higher Criticism直译为“高等批评”,我认为不若称其为“考证”,意思更加显豁.具体来说,“《圣经》考证”乃是运用语文学方法、对希伯来《圣经》中各支传统的來源和构成做精确剖析的研究.
对《圣经》的怀疑和批判,源远流长.自基督教兴起之初,就有教外的学者攻击《圣经》不是信史,揭露其中的记述前后抵牾,充满时代错乱.十七世纪以降,批评火力渐猛,疑问也越来越多,主要聚焦于“摩西五经”的成书问题.《圣经》研究史上常常引用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例子.在《利维坦》第三十三章和《神学政治论》第八章,两位哲学家都认为五经虽传统上冠以“摩西”之名,却不可能全部由摩西撰写,而是后人所为.从十八世纪末开始,以往相对零散的怀疑和猜想,逐渐由德国学者加以更细密和更严格的分析.十九世纪初最具原创力的德国学者德维特（W.M.L.de Wette,1780-1849）,在其博士论文中,根据《圣经》文本的内部证据,已提出“摩西五经”中的《申命记》,成书必定晚于其他四卷.他的后续研究证明,五经中的律法部分不可能来自上古,而可能晚至公元前七世纪才写定.
德维特之后的两代学者,秉承历史批评的方法,稳扎稳打,将考证工作持续推进,最终迎来了一位集大成者,那就是著名的威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1844-1918）.一八七八年,他发表《以色列史卷一》,对前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做了汇总.这部书经过修订,在一八八三年出版单行本,改题为《古代以色列史导论》.威尔豪森所总结提炼出的理论,通常被称作“底本假说”（Documentary Hypothesis）,也可叫作“五经四源说”.这一理论将“摩西五经”分解成四支文献传统.称上帝为“亚威”（Yahweh）的为“亚威派”,称上帝为“神”（Elohim）者的为“神派”.《申命记》自成体系,自有独立的传承,称为“申命记派”.最晚出现的祭司派,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对于以上三套文献进行了编辑和改写,并加入自己独有的观点和材料.
从德维特到威尔豪森,《旧约》考证的重要发明,在于以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史、祭祀史,替代了基督教的救赎史.《旧约》所展示的,不再是上帝的选民从被拣选到背弃上帝、从遭受惩罚到忏悔的历史,而是以色列人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敬拜上帝的历史,也就是以色列祭祀的发展史.《旧约》文本糅杂了多种材料,经过多重编辑,为编订者的神学立场所笼罩,而真实的历史则隐没于传世文本之中.因此,《圣经》考据的任务,就是考镜源流,认清文本的构造和脉络,拆解纵横交错的线团,剥离出每一条线索,复原拼合之前的面貌.
若我们观摩德国《圣经》考证的进程,特别是威尔豪森的著作,会发现其核心的研究方法乃是基于传统的语文学.学者会辨别不同文献之问在内容和措辞方面的异同,会格外留意不同源流的文献片段所使用的独特用语.威尔豪森的《导论》一书,尤其展示出卓绝的考证功夫,代表十九世纪《圣经》考证的巅峰.《导论》英译本的出版,更使得“五经四源说”逐渐征服了一向对历史考证颇为拒斥的英国学术界.威尔豪森的理论,虽被后人不断质疑、修改、补充,但已构成现代《圣经》学的基础.但是,就在威尔豪森的观点成为学界主流之时,以出土文物为核心的《圣经》考古,也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圣经》考古学始于朝圣和圣地探险.十九世纪早期,有少数虔诚的基督徒到巴勒斯坦地区勘察,目的在于确定《圣经》地名的具体方位.比如美国牧师罗宾森（Edward Rnhinson）曾于一八三八年游历巴勒斯坦,他依靠通晓阿拉伯语的传教士帮助,将当时的地名和《旧约》记载相对照,共找出一百余处《圣经》地名的旧址.当时他所依赖的不过是圆规、望远镜和尺子,外加希伯来文《圣经》和英译本.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法两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开始大规模的挖掘,尤以英国人雷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1817-1894）的发现最为知名.雷亚德在一八四五年到一八五一年之间,雇用当地人在摩苏尔附近的古代亚述遗址进行挖掘,并将出土的部分雕像以及大批楔形文字泥板运回英国,存放于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陆续收藏的上万件泥板中,有一部分经过专家的释读,陆续刊布,加速了对楔形文字的破译,对《圣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在埃及和近东地区又陆续有重大发现,比如阿玛纳书信和汉谟拉比法典等等.所有这些地下出土的实物,都对于以文献为基础的《圣经》考据构成极大的冲击.
考古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和传统的语文学相比,其方法和旨趣可谓大相径庭.当时重视最新考古发现的学者,开始对过度依赖文献的研究方法提出批评.这其中声音最响亮的是英国亚述学家塞斯（Archibald Henry Sayce,1845-1933）.塞斯的著作如今已无人问津,但他在《圣经》考古和亚述学领域是十九世纪后期卓有建树的学者,特别是抬高考古发现、贬低文本考证这方面,他是当时的急先锋.根据他晚年出版的回忆录（Reminiscences,1923）,我们可以大致勾勒他的生平和学术.塞斯从小喜欢古代语言,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十岁已能读维吉尔和色诺芬的原文.十二岁时,他的兴趣转向希伯来文和其他东方语言,开始了解马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uller,1823-1900）的比较语文学.他十四岁首次去伦敦游览,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在埃及和亚述展厅内逗留良久,仔细观察陈列在玻璃柜中的楔形文字泥板,描摹上面的古怪字体.从此,他开始了对于古代东方文明一生的迷恋.塞斯中学时开始学习埃及象形文字,还初步接触楔形文字,购买了英、法两国博物馆出版的楔形文字图册.他于一八六五年入牛津,跟随马克斯·缪勒学习梵文和比较神话学,也兼习亚述学.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出版过比较语文学和亚述语法方面的著作,还参和大英博物馆所藏楔形文字泥板的释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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