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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国际政治形势和上一年一样,也是“乱”字当头.从日本福岛核灾难到欧债危机；从美国“重返亚太”到俄罗斯搞“欧亚联盟”计划；以及从“阿拉伯之春” 迭起到“占领华尔街”运动向全球扩散、从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动荡到本·拉登和卡扎菲毙命、从伦敦骚乱和挪威恐怖事件到伊朗学生冲击英国大使馆致使伊和西方关系进一步紧张、从南海风云骤紧到美国驻军澳大利亚达尔文港和希拉里访问缅甸等,无不反映2011年世界乱象有增无减.但是,2011年的“乱”和上年的“乱”相比,有不少更鲜明的特点,其中不少特点反映了未来国际政治演变进入到一个出现大转折的重要关口.
非西方乱中有稳西方乱象横生
冷战后二十多年,动荡和战乱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不稳一直伴随诸多非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冷战后二十多年来似乎一直不动如山,自诩为世界“稳定岛”.2011年,非西方国家虽然仍受困于乱局,如蔓及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泰国政局动荡以及非洲少数国家政局不稳等,但相较2010年及冷战后的大多数年份,非西方国家是在向相对稳定方向转化,动荡和混乱局面并没有变得更严重.如拉美相对稳定、朝鲜核问题相对沉寂、非洲大多数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相对平稳、一向是国际乱源的巴尔干和高加索平安无事.至于阿拉伯地区的动荡和混乱,则不过是其过去动荡历史的延续.
然而,一向自诩为世界“稳定岛”的西方世界,却陷入全面、深刻的动荡和混乱之中,这一点出人意料.曾经鼓吹过“历史终结论”的西方政论家、学者及其战略界对此尤其百思不得其解.
首先是西方世界动荡和混乱的全面性.西方世界在地理上分为美、欧、日三大地缘政治板块.战后六十多年来,西方世界经济上虽然危机不断,但大体上是三大板块轮着来,当其中一块、两块出问题时,其余的总能维持相对稳定.但在2011年,却出现了美欧日三大板块经济金融同时“下沉”、并同时陷入政治经济社会动荡的局面.目前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复苏乏力,政府债务“封顶”,几乎面临“关张”危机,主权信用评级也被迫“自我”下调；欧债危机更是困扰欧洲,震惊全球,并给欧元区和欧盟一体化前景罩上了浓重的阴影；日本则出现了震灾、海啸加上核灾难的三合一危机,再加上经济持续低迷,信心下滑,更是一筹莫展.继日本经济陷入第三个“失去的十年”、欧洲经济陷入第二个“失去的十年”后,美国经济也开始陷入“失去的十年”.即是说,整个西方世界开始同时陷入“失去的十年”.
其次是西方世界动荡和混乱的深刻性.目前西方世界的整体性“下沉”不仅表现在经济、金融层面,在政治社会层面也有表露.英国继伦敦大骚乱后,年末又出现数百万人参加的大 ；挪威发生本国“白种人”制造的超级恐怖案；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不断蔓延,而今又开始了“占领华盛顿”.凡此种种,无不说明西方世界不仅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政治、社会层面也陷入不稳定.一向对西方 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信心满满的西方政论家,也开始不断批判西方 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及“大众参和”的弊端,甚至夸赞“中国模式”比“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更有效率、更有前途.比如,冷战后曾以著有《历史的终结》而著称的福山,就一再撰文批评美国模式,将其和“中国模式”比较,并给予后者“不甚情愿”的诸多肯定.11月末出刊的美国《时代》周刊在2011年年终评论文章以及最近出刊的《华尔街日报》等西方大报大刊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第三,导致西方世界三大板块整体动荡、“下沉”的根源在于结构性因素驱动,而非政策性因素所致.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出,一个国家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和其人口数量、国土面积、资源禀赋、科技文化水平和民族性等有某种内在关联.西方三大板块总人口不到世界六分之一,领土面积不到世界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却长期占有世界总收入和财富总量的60％以上,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根据保罗·肯尼迪的逻辑,西方世界按其各方面禀赋,其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应在30％左右、最多不超过40％才是合理的.在西方三大板块经济份额降至这一合理水平以前,其经济很难恢复健康增长.目前蔓及西方的经济金融危机正是对其经济份额不合理高位的一种“刚性调整”,具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性.对美欧日经济趋势的这种悲观评估,在西方经济界也有共识.如,高盛公司经评估后提出,在不出现大失误的条件下,美国经济将在2020年恢复到2006年的水平.另有美国经济机构也认为美国经济要到2017年才能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
对西方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比过高的这种“刚性调整”又必然引发已经习惯于“福利制度”、“大众参和”的西方社会陷入更深刻、更全面的政治社会动荡,进而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换言之,西方世界正在失去其引以为豪的世界“稳定岛”地位,最少在一两代人内,经济增速低迷甚至停滞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社会动荡、混乱将逐步成为西方世界的专有名词.西方经济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将受到更多的拷问,相比之下,中国的发展模式则有可能受到更多的肯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方面将获得更大的选择空间.
世界地缘政治中心东移亚太趋势明朗,引发亚太大博弈
2011年西方世界显而易见的整体性“下沉”反衬出非西方世界的群体性崛起在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中反而在相对加快.2011年12月3日出刊的最新一期《经济学家》杂志披露,2011年美、欧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7％、1.6％,日本甚至为负增长(-0.5％).相反,中、印等非西方新兴大国虽然增长率也有下滑,但仍在较高位运行,较之西方的增长速度优势甚至在增大.如中国2011年增长率仍达9.1％、印度可达7.9％,仍比美欧日高出6-7个百分点左右.2011年中国和日本的相对增长率差距甚至达到近10个百分点.以上非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大大缩小和西方差距的大趋势,反映在地缘政治层面,就是国际地缘政治中心进一步由大西洋沿岸向亚太转移,并在战略上导致美国加快“战略东移”步伐,引发亚太以至全球的地缘政治调整和战略调整.
近代以来,欧洲及连接欧美的大西洋一直是国际地缘政治中心.但是,这场欧债危机以及欧洲经济政治前景不佳、欧洲一体化陷入停滞,使欧洲的国际政治权重进一步下滑.相反,亚洲经济政治实力的上升及前景看好,使太平洋取代大西洋、亚太取代欧洲,开始成为国际地缘政治中心.
亚太人口、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额已超过世界半数,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为全球各大区之最.亚太的区域范围也在“动态”地扩大,美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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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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