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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孩童与总统毗邻
纽约哈德逊河边,有一座高约150米的巍峨建筑.它下层为希腊神殿式方形,上层为陶立克柱圆形,上刻“让我们拥有和平”.此即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著名北军统帅、美国第18届总统尤利乌斯·格兰特的墓.距此不到100米,还有一座名为圣克莱尔·波洛克5岁男孩儿的墓,1797年7月,男孩玩耍时不慎从河岸坠落身亡.其父悲痛欲绝,为了就近能看到“儿子”,就在其落水处修建了一座小小的坟墓.多年后,主人家道衰落,不得不忍痛将土地转让.但转让时有一个特殊要求：把孩子墓地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久保留.新主人应允.100年时光飘然而过,这片土地多次易主,依据契约,该童墓被完整保存.1897年7月,美国政府要建格兰特总统陵园,这片墓地在其建设范围之内,但与之毗邻的童墓却依然安在.1997年7月,即格兰特将军陵墓建成100周年,小男孩去世200周年之际,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来此缅怀格兰特将军的同时,下令重新修葺了男孩儿的坟墓,于是圣克莱尔·波洛克的小小坟墓变做到别致起来——其整个造型风格同格兰特陵墓保持一致,坟墓的一侧,还特意立上一块木牌,上面记载着由朱利安尼亲自撰写的波洛克墓地的故事.
现在,该墓地周围已成为纽约重要的旅游观光景点,人们在此观光流连,低徊感慨：一个是平民的后代,普通做到像无人知道的小草,一个是握有重权的国家最高权力者,社会地位反差如此之大,却可以“毗邻而居”,相安无事,使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瞬间失去了意义.不仅如此,许多名人的题词更让小小墓主波洛克的风头盖过了总统,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为小男孩题写的碑铭是：“人生下来就充满了烦恼.他的到来犹如一朵美丽的鲜花,却很快地凋谢了；他的匆匆离去,则像一道闪亮影子,仍在继续发光.”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曾在一次拜谒格兰特总统墓地时也说：“虽然小男孩只是一位平民的后代,但他也应享受和总统一样的待遇.因为,他的墓地属于他的私人领域,是永不可毁灭的,谁也没理由剥夺他安卧在自己领域的权利.”显然,与总统毗邻的童墓已不仅仅是一方小小的墓地,而已成为一种文化类型的符号和精神的象征.
消极自由：英伦文化精髓
里根的话里透露出英美文化精神话语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理念 —— 消极自由,即“谁也没理由剥夺他安卧在自己领域的权利”的最低限度的自由.
美国文化承续英国,其血脉里流淌着英伦文化的基因,而英伦文化中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就是消极自由.所谓“消极自由”,意在探寻保障一个人自由的最小范围、最低限度而非最大范围和最高限度.正如这一概念的提出者英国学者以赛亚·伯林所指出的：“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如果这些范围被逾越,个人将会发觉自己处身的范围,狭窄到自己的天赋能力甚至无法做最起码的发挥,而唯有这些天赋做到到最起码的发挥,他才可能追求、甚至才能‘构想’,人类认为是善的、对的、神圣的目的.等我们必须维持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才不致于‘贬抑或否定我们的本性’.我们无法享有绝对的自由,因此必须放弃某些自由,以保障其他自由.”那么,这一“最小”“最低”的自由究竟是什么呢?当然是维持一个人起码生存保障的生命、财产及追求幸福即进一步发展的权利.在以赛亚·伯林看来,“消极自由”的意义要远远大于“积极自由”——这是“因为相信‘消极的’自由概念的信徒,认为‘积极的’自由概念,有时只不过是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而已；而‘积极的’自由观念则认为,自由不是‘免于等的自由’（消极自由）,而是‘去做等的自由’（积极自由）——去过一种已经规定的生活形式的自由.”（《两种自由概念》）并由此导致了在自由问题上,英伦传统与欧陆传统的分野.
英国学者剑桥教授麦克法兰就指出：“消极自由权是英格兰传统的精粹.有一些事情是别人—— 包括国家 ——不能施加于你的.不经过适当的法律程序,别人不能抓捕你的身体和夺去你的财产.未经法律许可,别人不能夺走你的言论和行动自由,也不能夺走你和他人交往的权利.区区几条消极规则,足以涵盖生活的大部分内容.”（《现代世界的诞生》）所谓“消极自由”,就是别人不能对我做什么的自由,这是人的自由的最低限度；而所谓“积极自由”,就是我可以做什么的自由.积极自由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但麦克法兰辨析说：“相反,积极自由权是做某些事情的权利,经常也是义务,比如医疗保健的权利、就业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等等.听起来都很不错,问题是还做到把条目继续列举下去,因为任何一个没有明确列举的条目,都可以推定为权利的缺项.积极自由权是昔日欧洲大陆传统的精粹,其结局常为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律师的超量工作.出于善意,积极自由权过分关注细枝末节,从而可能窒息,甚至扼杀政体.人们觉做到,法律和政客不应该吩咐你应当如何行事.那是宗教的管辖范围.法西斯主义和某些极权主义,骨子里试图压服人民的意志,使之朝着领袖认为道德的方向发展,因此,它们是把宗教功能和政治功能混为一谈了.”（《现代世界的诞生》）
至于“积极自由”为何容易走向集权和专制,按照以赛亚·伯林的分析,其逻辑是这样的：“‘自由’这个字的积极意义,是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期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希望成为主体,而不是他人行为的对象；等以做自己主人为要旨的自由,和不让别人妨碍我的选择为要旨的自由,表面上来看,似乎没有什么重大的逻辑差距,只不过是同一件事的‘消极’与‘积极’描述方式而已.但是,在历史上,‘积极’与‘消极’的自由观,却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而且不一定依照逻辑常理,终至演变成直接的冲突.”（《两种自由概念》）在“消极自由”者看来,“积极自由”很容易走向集权和专制,是因为人们“可以做什么”几乎是模糊的、没有边界、难以掌控的,而“不可以做什么”则是清晰的、具体的、可以掌控的.历史证明,具有欧陆文化传统基因的“积极自由观”最终都难免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命运,而具有英伦文化血脉的“消极自由观”则孕育出了权力制衡、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等现代政治理念,导致了现代政府和制度实践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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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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