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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钓运”不仅是民间自发的社会运动,也是历史给予文学的一次契机,促使文学反映并反思现实.以刘大任的文学叙事为例,他参照“钓运”描绘了台湾知识分子的红色经验,反思“钓运”和 中扭曲变相的历史,并重估了“钓运”的历史价值.通过文学的描绘、反思和重估,刘大任探索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困境里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轨迹.
关键词：“钓运”；刘大任；文学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2-0085-06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日将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私相授受,这一行径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引起了港澳台及全球华人社会的强烈不满.台湾当局由于政治和经济高度依赖美日,采取消极容忍,息事宁人的态度.然而,相对于官方的无所作为,由一群海外旅美华人知识分子自发组织的“保卫钓鱼台”民间运动（简称“钓运”）却得以迅速展开,形成激荡之势,影响深远.
然而,和历史上其他所有社会运动一样,这场群众性的爱国运动经由酝酿发动,达到 顶峰,然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颓息落.拨开历史迷雾,以今人眼光来检视那段春雷声声的岁月,这种社会人事嬗变的自然定律,并不能成为我们抹灭其历史价值,阻隔探寻其时代意义的理由借口.因为就其当时意义而言,它击碎了日本吞并钓鱼岛,使其成为囊中之物的美梦.另外,它还促使人们从政治上附美,经济上依日的“台湾式” 繁荣的神话中苏醒过来.时过境迁,“钓运”距今已近半世纪之久,社会历史结构已发生巨大改变.世易时移,当结构改变,“钓运”所压抑的历史解释空间不断扩大,这就有了“第二个五四运动”的历史命名,①也形成了“海外华人文化思想运动”的思想史定位②.而这些阐释除了由运动本身的社会学释义引起以外,当然还包括那些终其一生受“钓运”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文学投入,刘大任的文学叙事即是其中之一.
一、书写知识分子的左翼台湾经验
“钓运”影响下的刘大任文学叙事,首先表现为知识分子对左翼台湾经验的记忆和捕捉.光复初期,作为台湾文学史上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左翼文学曾在台湾社会扮演着民族救亡和思想启蒙的角色,出现了杨逵、吕赫若等左翼作家及《送报夫》、《冬夜》等反映社会问题和时代症结的作品.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威权体制下意识形态斗争的严峻,台湾左翼并没有像在中国大陆那样得到充分发展.但压制威胁的结果不必然是屈服,左翼运动和思潮始终作为一股潜流,影响着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刘大任个人经历就是很好的明证.早在中学时代,他就阅读了屠格涅夫反映俄国知识分子革命前夕心理状态的小说《前夜》,并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留学期间广泛接触马列经典理论著作,阅读鲁迅、矛盾、巴金等左翼文学作品.1964到1966年,他又和陈映真同时参加了邱刚健创办主持的《剧场》杂志.和陈映真一样,他毫无保留地批判《剧场》脱离台湾现实的倾向.另外,他还受邀参加陈映真、李作成、邱延亮、陈述孔、吴耀忠组织的地下读书会“扩大”会议.可以发现开始崭露头角的刘大任,在这个时期基本保持和陈映真一致的步调.此后他自陈：“和陈映真转折期的文学思想不谋而合.在《剧场》不定期而颇为频繁的聚会中,两人因意见相近,仿佛结了盟.”③
这些左翼经历成为日后他创作长篇小说《浮游群落》的生活素材.《浮游群落》创作于1970年代中后期,小说围绕两份同人刊物《布谷》和《新潮》杂志的数次论争,以左翼知识分子社会活动为主线,串联起台湾196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表达在台湾社会异常严酷的思想氛围中,风起云涌的文化思潮对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内心所造成的冲击.小说虽然是对1960年代台湾社会的观察,但从小说人物刻画、情节设计、主旨意蕴来看,明显有一个“钓运”的视角作参照.因为时间上,这篇小说创作于1976至1978年,是刘大任从“钓运”抽身后,前往非洲任职期间的产物.此时,大规模的“钓运”已经基本结束,他“从一个政治的血性参和者,变为一个冷眼的观察者.”④联系他在青年时代的左翼经验以及留美参加“钓运”,“冷眼”所观很大程度上是左翼社会实践的成败得失.对此,小说有详细交代.
《浮游群落》要探索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在中国近现代史困境里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轨迹.小说概括了三类知识分子：第一类是受西方现代主义观念影响的知识分子,以《新潮》杂志柯因等人为代表,他们主张“横的移植”,认为永远存在一个用什么形式来表现什么内容的问题,强调现代主义理论是诠释台湾文学创作的不二法门,只有放眼世界,向外汲取思想资源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合理途径；第二类是将知识视为商业盈利工具的知识分子,这是台湾1960年代新兴社会势力,他们具有商业头脑,拥有广泛社会资源的罗云星是其代表人物；第三类是坚持“阶级”、“反抗”、“人道主义”立场的左翼知识分子,主要以林盛隆及《布谷》杂志负责人胡浩、吕聪明等人为代表,他们以左翼现实主义思想观察台湾社会,思考文艺的立足点和台湾现实之间的关系.小说在谋篇布局上,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运动和思想状态,无疑是作者言说和关注的重点,表现有三：
第一是两份同人杂志《布谷》和《新潮》的三次思想交锋.第一次交锋是由林盛隆发表在《布谷》的一篇论文引发,以现代主义为旨归的《新潮》主将柯因批判林盛隆“用三十年代的solution来解决六十年代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时代错误,不可原谅.”⑤认为现实主义文学观刻意强调“现实”和“道德”,和反共八股、军中文艺同流合污,这对于突破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的钳制来说,无异于走回头路,开历史倒车.面对指责,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杂志——《布谷》的代言人胡浩则指出,现代主义在台湾难以形成气候的根源在于它沉迷于形式、技巧,而不去探讨文艺背后的社会政治背景,不思考民族绵延的历史,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第二次思想交锋聚焦于“为什么而创作”的问题.《新潮》主将柯因担心一旦回到“为什么而创作”的思路上,便有可能被官方文艺政策中“为民族立场而写作”、“用现实的形式”等口号收编.林盛隆则认为,现代主义的反理性源于西方文明的衰微,如果台湾文学盲目照搬西方,就等同于犯别人的精神分裂症.第三次思想交锋由讨论罗云星的纪录电影而引起.林盛隆坚持认为题材是衡量文艺作品优劣得失的关键,艺术工作者应该思考在具体的年代地域为具体的人写具体的问题,而不是去关注形式上的“怎样写”、“如何写”.小说中以《新潮》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因为主张“横的移植”,摒弃传统历史文化,缺乏现实生命力,最终为代表市场商业逻辑的企业文化所吞并.而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布谷》杂志因为扎根现实、联系历史,走人民群众路线,作者对此倾注了大量的同情和关怀,这和“钓运”的历史关怀、立足现实、强调社会参和意识具有一致性,因为“钓运”“形成回归民族和关怀现实相结合的文艺观念,等启发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和社会参和意识.”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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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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