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后９·１１视角下地区冲突中宗教因素是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宗教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为什么说佛教是邪教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摘 要“9·11”后,世界范围内许多地区冲突都和宗教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9·11”后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宗教因素重要性的认识也在逐步提升.本文旨在结合国际关系的安全理论和社会学的冲突理论,分析后“9·11”时代地区冲突产生的宗教原因和宗教在冲突过程中的激化作用,认为由于介于主权国家和无政府国际社会之间的宗教因素通过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两个模式导致了宗教地区冲突产生和激化的观点,进而提出为避免宗教对地区冲突的 影响应限制宗教问题的政治外溢的建议.
关键词宗教地区冲突宗教介入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4-0058-65
新世纪以来大规模武装战争虽不再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却并不意味着世界的绝对和平.显见的证据是：“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宗教纬度上的暴力地区冲突演进成为政界学界热门探讨的话题.曾被当作业已消逝的“古老憎恶”遭到忽视的宗教回到了解释国际冲突发生原因的逻辑框架中.宗教以自身的方式试图重建生命的意义,以回应世俗的全球化过程中文化消逝的威胁.经济全球化商业世俗气息浓重,然而从终极关怀出发的神圣宗教却得以迅速发展.宗教问题是多元化的国际社会不可回避的议题,对宗教和地区冲突之间联系的分析也不例外.
斯科特·托马斯(Scott Thomas)归纳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宗教因素和地区冲突的研究向度如下：其一、将宗教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模式；其二、认为宗教作为个体和社会身份认同的一种模式是区别群体的主要识别来源；其三、认为跨国宗教给予原本不同主权国家内的民众以相同或者相似的信仰体系、道德概念和对某些国际法规的信念；其四、认为宗教是“软实力”的一种形式；其五、认为非政府组织以跨国行为体的形式影响国际政治；其六、认为宗教作为文明或文化地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七、认为在后冷战的世界里宗教作为跨国认同共同体,为战胜敌对冲突方增加了理念上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托马斯的概括大体涵盖了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多重影响度,但是以上分析在解释“9·11”后宗教和地区冲突的联系上存在两项缺陷：首先,以上的研究并没有梳理被视作冲突重要根源的宗教因素在内生性和外生性两个层面上的相对差异；其次,以往的研究多以宏观而抽象的角度分析冲突的宗教根源,但在解释全球化视野下宗教介入在冲突动态过程中的作用这一议题上捉襟见肘.
在综合既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针对宗教介入在国际地区冲突中的作用,本文拟结合国际关系和社会学的冲突理论,构建国际地区冲突产生的宗教内生性和外生性原因,以及冲突进程中的宗教内生性和外生性作用这两组分析框架.本文认为,正是介于主权国家和无政府国际社会之间的宗教因素,在全球化环境下通过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两个模式,导致了宗教地区冲突的产生和激化.要避免宗教地区冲突,必须将宗教因素和传统安全脱钩,即“让宗教回归宗教”.
一、地区冲突产生的宗教原因
冲突社会学学者刘易斯·科塞尔(Lewis A.Coser)将冲突定义为“在由于不满意现状而联合在一起的限度内构成完全同质的群体”针对“有关价值、对稀有的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对立双方的目的是破坏以致伤害对方”.科塞尔关注的是社会内部群体之间的对立冲突,如果扩大其社会冲突定义的应用范围,使之放大到属于社会间活动的国际政治领域的地区层面,涉及宗教因素的地区冲突就本文而言就意味着：在某一地区范围内,认可同一宗教的群体为了追求宗教资源和谋取宗教利益而有意识地伤害、消灭其他宗教认同群体的相互斗争.宗教资源分为物质性资源和情感性资源两部分,前者包括宗教信仰群体、宗教场所、宗教捐赠等,后者包括情感上和文化上的认可、同情等等情绪.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认为“权力界定利益”,依照同一逻辑,本文用教士和普通信众两个群体的权力来界定宗教利益,而这里的权力应该既包括信仰上的影响力,也涵盖信仰人群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
(一)国际热点地区冲突的宗教图谱
全球化造成国际社会成员间流动性极大增强,宗教复兴同时又戏剧化地挑战着既有国际秩序,宗教因素和地区冲突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英联邦联合希伯来公理会首席拉比乔纳森·萨克斯曾在2000年指出“宗教往往处于冲突的核心.在波斯尼亚、科索沃、车臣、克什米尔、印度和巴基斯坦、北爱尔兰、中东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亚洲一些地区,在这样一些冲突地区,宗教问题尤其尖锐.”宗教在全球范围内大举复兴的同时戏剧化地挑战着既有国际秩序.“9·11”发生之后,以神圣之名而发起的宗教冲突和宗教暴力事件始终处在逐步升级的状杰中.
中东犹太教信众和伊斯兰教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旷日持久.前南斯拉夫解体后的松散联邦国家部分因为反感被迫接受主导国宗教而相互争斗.南亚动荡的政治局势不乏宗教仇隙.科索沃的独立引来穆斯林世界欢欣鼓舞,但却激起外界对地区和平的忧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宗教冲突倍受关注.奉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当代欧洲,也有宗教间对抗,比如信仰东正教为主的希腊族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族两族之间对塞浦路斯的争夺；比如困扰英伦的北爱尔兰问题等等.上述的诸多宗教地区冲突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动源模式：其一是涉及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模式(图一).以中东冲突动源为例,各方过于倾向将所有政治符号简单进行善恶二元分化.美、以将 和宗教极端势力对立起来,无视基地组织、哈马斯和伊朗所表现出的非暴力因子,当然后者也是极力丑化西方反对势力,将其视为敌视伊斯兰教的对手.在这一动源模式中,冲突一方将自视为善的 强加于对方,而对方则将之视为恶的干涉,同时冲突一方高度赞扬的宗教效忠行为却遭到冲突另一方的极度厌恶.从图示中简明地显示了这一模式的冲突双方基于信仰的对善和恶的认知是根本对立,没有交集的.
其二是涉及宗教安全的囚徒困境模式.宗教的安全困境是第二种宗教冲突动源模式,可以用经典的囚徒困境加以解释(图二).如果同一地区不同信仰的群体之间并不共享同一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宗教资源),并且宗教群体之间缺乏信任,交流对话渠道不畅,同时外部制约机制缺乏,那么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式就能说明为什么宗教群体A和宗教群体B都具有不安全感.但是宗教群体的行为选择不同于国际政治外交政策抉择,后者倾向于选择共同损失最小的a2b2,各方宗教利益宗教资源共享的几率小于国际交往中其他事务共赢的几率,宗教上的不安全感更直指人心,也更容易影响对根本行为的价值判断.因而在现实中,a2b1和alb2的情况即便出现,原本不采取斗争态度的一方也有很大可能性会转而积极应对资源争夺,双方最终演变成正式冲突.适用宗教安全囚徒困境模式的宗教冲突很多,比如为了争夺耶路撒冷的地区冲突,为了水源或者油田的非洲宗教地区冲突,等等.
有学者认为,和其说是全球化条件下宗教大规模复兴现象将宗教引入了政治,不如说是使政治生活中曾经的边缘群体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也正是基于此,宗教群体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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