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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出版后得到了两极分明的评价,批评者和赞扬者大都共同立足于作家处理现实和文学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批评者认为《第七天》是余华对旧闻的粗糙加工；赞扬者则认为《第七天》的搜集旧闻的创作形式深深地表现了当代作家对一个时代的无奈,这正是余华对现实恰到好处的表现.本文从《第七天》对余华之前作品中文学母题苦难和温情的承续、改变来加以分析,进而探讨该作品对时代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苦难 温情 承续 改变 现实和创作
2013年6月,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一经面世便得到了读者不同的评论.批评者认为,《第七天》是阔别长篇小说七年的余华用一些旧闻简单地拼凑成的,甚至有读者把《第七天》评为是余华“最烂的小说”.赞扬者则认为余华用荒诞魔幻的笔调写出了作家本人的疼痛,写出了一个国家的疼痛,这无疑实现了一个当代作家的理想.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说道,《第七天》是余华“过去作品的总结”和“提炼”.{1}固然,一部作品的出版会因为读者不同的鉴赏力和作家的表现力而获得不同的评价,恰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曹卫东在《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学术研讨会纪要》中谈到的：“文学经典不是生成的,文学经典是积淀而成的.”{2}《第七天》也概莫能外.在当代,余华一直致力于我们民族的成长史的书写,《第七天》长远的意义我们尚不能做准确的评判,但对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来说,《第七天》是一则关乎底层人民艰难生存和挣扎的寓言.本文就作品《第七天》对作家之前作品中温情和苦难文学母题的承续和改变进行分析,以探究作品创作的现实意义.
一、文学母题及冷漠叙事的承续.学者夏中义曾在《苦难中的温情和温情的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中说道,“苦难”和“温情”是余华小说所表现的母题,“纵观新时期小说,委实没有比余华更敏感于‘苦难中的温情’,也没有比余华更神往乃至赞美‘温情地受难’的了.”{3}无论是其敏感还是赞扬,我们都可以看到余华自其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1987）之后,便开始了对苦难和温情这两大母题的叙事.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余华先锋文学时期的代表作,在这部小说中,余华开始采用西方现代化的表现手法,尝试用颠覆常理的语言为我们冷静地白描出一个荒诞的世界以及我们面对它时的种种心理状态,这就是这部作品所要表现的苦难.在冷漠的叙述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呈现的目的是为了呼唤温情,人和人之间的温情.之后的作品,如表现“ ”的《一九八六年》（1987）和表现人情冷漠的《现实一种》（1988）,我们为作家在叙述死亡、暴力、 时的冷漠不寒而栗的同时也会明白作家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而呼唤温情则是作家作品的最终目的.
作为先锋文学代表的余华,在1992年之后转变为探讨生命体验的作家,在此后的小说作品中,如《活着》（1992）、《许三观 记》（1995）、《兄弟》（2005）,我们可以分明地看到对“苦难中的温情”和“温情的受难”的表达.《活着》中余华从故事的讲述人转变为故事的倾听者,身为采风者的“我”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向读者转述福贵一生的故事.作家和故事拉开距离这样的叙述方式,使得作品更客观地表现了他所理解的世界中的苦难和对温情的需要.
在作品《第七天》中,余华承续了一贯的零度叙事和文学母题的表现方式,作家本人退到故事的背后,故事的叙述者是已经死去的杨飞,杨飞向读者讲述他本人在死后七天内寻找养父杨金彪的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杨飞在冥界寻找父亲这七天的过程中,遇到了阳界中相识的人们,这些人都是在阳界非正常死亡的,他们在阳界遭受苦难,在阴间则死无葬身之地.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主线的“寻父”故事是充满温情的.二十一岁的扳道工杨金彪在铁轨上捡到了从行驰的厕所里降生的“我”.为了抚养“我”,养父一生未娶,并能在二十二年之后善良地让“我”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第七天》对父爱的描写,无论是养父对“我”全心全意的抚养,还是做出让“我”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的无私决定都是最让读者为之感动的描写.在寻父的过程中,杨飞依次为我们讲述了“我”和养母李月珍一家的故事、鼠妹的故事、两个骨骼的故事、拆迁中被压死的夫妻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们尽管在社会的底层承受着苦难,但他们总能在自己的亲人和恋人的身上找到温情,所以,他们也在苦难中享受温情.比如,出租屋中的年轻恋人鼠妹和伍超,他们是发廊里的洗头工,经常因为手头拮据而吵架.鼠妹因为给伍超说要去夜总会坐台被伍超痛打一顿.这对年轻的恋人在这部作品中是“温情地受难”的典型,无论生活处境如何艰难,即使沦落到要向别人乞讨的地步,两个人也依旧不离不弃.所以,两个人遭受的物质生活上的苦难使得两个人的感情更加坚固,而他人对鼠妹生命的淡漠则成为她走向死亡的催化剂.当鼠妹向网友说自己要自杀时,网友却劝她“自杀也得善待自己”.这何尝不是这个社会施加给人们精神上的最大苦难.
二、表现苦难方式的改变.同是在表现苦难,和作品《活着》《许三观 记》《兄弟》相比,《第七天》少了一些更震撼人心的力量,这一方面因为《第七天》中的素材取决于我们身边的“旧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余华在这部作品中的表现苦难时的方式有所改变.
在《活着》《许三观 记》《兄弟》这些作品中,余华展现的是一个时代背景下个人的苦难,作家的笔触聚焦于一个人,展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如何挣扎,如何坚韧地生活在苦难中.而《第七天》的视角不再是个人生活的苦难和挣扎,而是要向读者展示一个表象稳定、和平的时代如何向人们施加苦难.因为目的不同,余华的作品就表现出了不一样的力量：之前的作品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对一个人的思考,《第七天》带给我们的则是对我们现存社会的思考.在之前的作品中,我们尚能看到温情和苦难的对立和统一,在《第七天》中温情和苦难的对立则是更明显的.
分析文本之后,我们发现《第七天》和之前的作品在呈现苦难的手法也存在着差异.余华曾在《我能否相信自己》中讲道：“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4}在表现中国人民坚韧的生存的作品《活着》中,余华也用一种“逆来顺受”的语调去为读者转述忍受了一生苦难的福贵的自述.在《第七天》中,余华第一次运用“阴阳并存”的叙事结构写作.尽管这种叙事结构已不新鲜,但是《第七天》中的阴阳两界是存在相互对照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处在阳界的人们遭受着种种的社会磨难,而处在阴界“死无葬身之地”的人们是没有亲疏和痛苦,是相亲相爱、融洽的.在现实的阳界时时为生活而挣扎的鼠妹在阴界有了自己安静的一隅；因为暴力强拆而死去的夫妻在阴界不会再为此担心；在现实中被随意丢弃的二十七个死婴尸体在“死无葬身之地”有了归属,成为幸福的“生命”等余华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名为“死无葬身之地”的虚妄的“世外桃源”,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在这里找到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余华在这部作品中为我们书写了一个时代的寓言：这个社会的人们死去比活着要好,让生活在当下时代麻木的人们会为这残酷的寓言所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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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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