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国家话语到日常实践是关于对写作话语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写给女朋友的浪漫情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有帮助。
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末尾,社区制基本替代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日渐式微的单位制,成为国家在基层的“代言人”.从深圳的高科技创业园到东北的老工业基地,从老北京的“胡同新街景”到农村地区的“乡村振兴”,从城乡接合部的棚户区到彻夜通明的CBD,各类有着不同物理空间、发展程度、历史背景以及人口结构的社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转型时期总是会催发出新的理论灵感,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转型亦是如此.改革带来了更为复杂的居民社会分层以及不断多元的社会意识和身份认同,也激发了我们更多的思考：中国城市社区的基层治理何以实现?国家话语和各主体的日常实践如何在社区层面达成共识?改革开放之后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究竟是强化还是削弱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目前国内的社区研究基本上在“本体式社区”和“透镜式社区”两条脉络下展开：前者回归其经典定义——把社区视为一个传统社会团结的共同体,把社区作为一个研究单位来进行考察；后者通过社区这面透镜,研究国家和社会（组织）的互动,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日常生活和抗争,以及社区分化等主题.
海外学者同样也对中国的社区研究充满兴趣,澳大利亚学者薄大伟（David Bray）将白二000年前后开始的“社区建设”运动,视为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社区乃至整个国家基层治理的合法性支撑.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邓利杰（Luigi Tomba）的作品《政府在隔壁——中国城市社区的邻里政治》（The Government Next Door： NeigborhoodPolitics in Urban China）在二0一四四年出版之后便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于二0一六年获得列文森奖.其对当前中国社区治理独具视角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反思——当前城市社区中基层干部、社区居民以及市场主体的日常实践,不仅是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邓利杰研究的关注点在于对日常生活实践的考察,尤其关注日常权力技术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运用,从其极具福柯风格的标题《政府在隔壁》便可見一斑.作者采用社区民族志（CommunityEthnography）的研究方法,在选择田野点时尽可能涵盖更多类型的社区——包括新兴的北京新商品房小区,日趋没落的沈阳老工业小区以及国家干预较少的成都普通居民区.
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自身或国家在场所产生的“权力效应”会导致受访者采取沉默或隐瞒事实的策略来规避不确定性风险；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在“拓展个案法”的推介中坦承这样的“权力效应”不可避免,项飚在“浙江村”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反思.而邓利杰在田野中却有着不同的经验：在那些发展滞后且相对衰败的社区,“国家 人”在场似乎没有影响资料获取的真实性；由正式渠道介绍且社区干部陪同入户的访谈,受访者反而会向邓利杰提供大量深入且宝贵的信息.而在北京的中产社区,居民的个体隐私保护意识较强,同时物业公司对于社区治安的敏感,使得接触受访者变得十分困难；邓利杰选择在社区中租住,以普通居民身份对各种活动进行参和式观察.
由于社区自身的复杂性以及行政干预的多样性,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研究都在概念中模糊了行政区划下的“社区”和空间聚居的“小区”之不同.邓利杰笔下的“邻里社区”（Neighborhood）更倾向于从权力和空间的关系进行定义：居民长时间地身处其中,界定并重塑了自身的社会认同,生产出相应的社会网络和共同利益,同时社会和空间格局包含并再生产了特定的权力关系,为界定社会（社区）分层提供了空间上的指标.
“社区共识”（community consensus）是《政府在隔壁》一书的核心概念：“在市场化、私有化以及国家话语的共同影响下,国家、社会及其他主体行动者所追求的利益及话语在日常实践中相互契合,使得双方在日常互动或冲突中达成既定框架下的共识.”具体到实践层面来说,城市居民在工具理性化地表达个体或小群体的利益诉求时,往往以国家推广和认可的话语为表达方式——比如“素质”“文明”“法制”等；其结果是在实践过程中再生产了官方的话语,间接赋予了国家话语的合法性并强化了国家的基层治理能力.
社区共识是在满足国家治理有两个关键目标——保证经济发展,保证社会稳定及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上,政府更为理性的选择.伴随着国家话语体系在个体日常行动中的具体化和内化,居民在日常实践和抗争中会不自觉地运用国家话语,借此实现了国家的“隐形在场”.社区共识是被“生产”出来的,其并非自然产生或来自文化的惯性,具体生产技术包括：对话语逻辑的有效引导,积极提升特定群体利益,逐步再构建弱势群体对于国家福利的依附,控制自组织发育,间接的行政干预以及模糊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
根据不同社区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居民生活方式,社区共识会展现出多样性的实践逻辑.具体来说,东北国企下岗职工在争取权益时会强调“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贡献和地位；北京的商品房业主会用《消费者权益保障法》这一代表了中国成功现代化和法制化的法律文本同政府和企业进行谈判.在基层日常实践中,行动者的工具理性实践不仅影响了国家治理结构,同时也再生产了国家话语,而行动者的来源则囊括了：国家机构、社区居委会、不同自治程度的群众组织、房地产企业、物业管理公司、其他市场主体及居民个体等.
那么,在国家、社会以及多元主体的日常实践中,“社区共识”究竟通过怎样的微观技术得以实现?邓利杰将具体技术总结为五个方面：制造社区区隔、干部微观治理、业主社会工程、确保抗争红线以及塑造中产典型.
布迪厄在区隔（Distinction）的研究中认为“品位”是区分阶层的重要指标,其背后隐含着社会结构对于“审美”和“文化”的塑造.邓利杰沿着布迪厄结构分析的路径,认为在不同社区之间“制造社区区隔”有助于形成多主体的社区共识,达到国家治理的目标.社区区隔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空间上制造区隔,如社区周围的高墙、门禁系统、安保公司以及治安巡逻队；二是在话语中制造区隔,如把农民工以及流动人口定义为“低素质”的群体.国家在面对社会空间及社会阶层不同的社区时采取了不同的区隔策略,这样的“区隔”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城市社区之间,同时还存在于城乡社区之间.邓利杰拓展了布迪厄“把品位作为区隔划分符号”的定义,其社区区隔的划分至少包括三个指标：居民区不同的社会空问景观,居民不同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消费习惯,政府不同的干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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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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