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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贸易救济措施正逐步升级,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已开展了8项针对贸易伙伴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12月18日,特朗普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并表示将着重在经贸、投资等问题上加强对美国经济利益的保护力度.
从“公平贸易”到“互惠贸易”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贸易议程的重点明显从传统的“自由贸易”、“公平贸易”转变为“互惠贸易（Reciprocal Trade）”. 与其说“互惠贸易”,莫不如说是“以牙还牙”的“对等贸易”更为贴切.
特朗普的所谓“互惠贸易”有着“绝对对等”意味.他认为不仅要求相同水平的关税,还包括同等的进出口规则,甚至包括贸易逆差的绝对平衡.
美国正从自由贸易、多边贸易谈判体制的积极倡导者,转变为强调同等关税、同等贸易规则的“美国优先”政策奉行者.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在G7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中表示,“当贸易不自由、不公平时,美国有权成为保护主义者”.
在保护美国利益方面,美国所采取的贸易救济措施也正在逐步升级,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已经开展了8项针对贸易伙伴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对多个国际组织的全球议程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反对保护主义成为各国无法宣诸于口的禁言.
2017年G20会议上,由于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的反对,G20公报首次删除了有关贸易保护主义的措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监督和决策委员会与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IMFC）联合声明中也同样去掉了“反对保护主义”的字眼.2017年世界银行（WB）及IMF春季年会中,美国财政部部长努钦表示,美国现阶段在贸易议程中更为重视“对等贸易”.
一时之间,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暗流涌动.
美国对以中国、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贸易逆差国更提出了要求“对等贸易”的政策主张,要求这些国家采取措施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对等贸易”与“对等利益”之辩
美国主张所谓的“对等贸易”忽略了“对等利益”这一重要方面.中美贸易的结构性失衡是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处于货物贸易顺差地位,美国则不仅处于服务贸易顺差地位,更占据了双边贸易中的贸易利益顺差地位.
套用特朗普的“对等贸易”逻辑,中美双边贸易关系不应只是国际收支、关税水平以及贸易措施对等的单一维度,也包括在贸易利益层面的互惠和对等.在这方面,美国通过自身农业、高新技术及服务业的优势,占据了贸易利益绝对顺差的地位.
据统计,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59%来自外资企业,61%来自加工贸易.中国从加工贸易中只赚取少量加工费,而美国从设计、零部件供应、营销等环节获益巨大.
以苹果手机为例,虽然中国企业承接了一部苹果手机的几乎全部制造,中国企业加工和提供电池总共只获得8.5美元,而美国企业仅在提供核心元器件一项上就获得64美元.显然,中国在双边贸易中明显处于利益逆差的地位,而美国则收获了绝对量的利益顺差.
利益集团分裂与再分配体系失灵
美国从中美贸易关系中所获得的利益顺差不仅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提升了美国整体福利水平,也造成了美国国内利益群体的分裂.不可忽视的是,恰恰是这种内部利益集团的分裂,才是美国对外推行“对等贸易”的真正根源.
在美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及其从业者是从中美经贸关系中获益的典型代表.这些利益群体、其所在的国会选区都成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制造业特别是蓝领工人,他们虽然通过国际贸易获得了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但这个群体也往往最容易将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归罪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认为自己是对外贸易的受损者.
特朗普在竞选中不断打出“美国优先”口号,呼吁美国制造业回流,要求对中国、德国及日本等贸易逆差国采取强硬手段、扭转贸易逆差,也是对这种选情的回应.制造业及蓝领工人的选民基础决定了特朗普上台后的对外贸易政策必定趋于保护主义,强调“对等贸易”,这是由国内选情而非实际情况决定的.
比较优势理论精髓在于强调参与贸易的双方均能获得比未发生贸易时更多的贸易利益,在这方面,美国显然是获益者.
然而,这种由于参与专业分工而得到的一国整体福利提升,需要一定的再分配条件才能使国民都从中获益.美国等国家早就察觉到贸易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以及政府作为向受损者提供援助的平衡者的角色.
历史上,美国几乎每一部贸易法的颁布都伴随着国会批准的贸易调整援助计划,由国会专门拨款用于帮助受到对外贸易影响而利益受损的工人.貿易救济法案的实施对于帮助失业、受损工人重新找到就业岗位发挥了作用.但政府拨付的用于对工人实施贸易救助的资金规模,与从对外贸易中所获取的利益顺差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规模差异.以2016年财年为例,美国国会为美国贸易调整援助计划的项目拨款金额仅为8.61亿美元.
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并未关注通过国内政策解决工人就业,并以此作为工作重点.目前,美国2018年预算法案已提交国会审议.此份预算,除了军费预算创下近十年来新高之外,大幅度削减了医保等社会福利开支.
进一步看,与美国工人就业、福利与待遇息息相关的美国劳动部一个部门的预算就比去年减少了21%,约25亿美元.美国政府支出这种重军事而轻福利的现状表明,美国政府并没有计划从国内政策框架调整方面积极解决贸易受损者的利益问题,只是将该问题外化后,推卸和归罪于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失衡.
中美两国的“双层博弈”
中国为解决中美贸易逆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2017年5月,中美两国在10个关键领域达成协议.美国农业、服务业及高科技企业再一次成为中美双边贸易中的赢家,这其中不仅包括牛肉等农业利益集团,还包括生物科技、信用评级、跨境计算、电子支付、银行业和债券结算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利益集团.
新的经贸合作将在整体上为扭转美国贸易逆差发挥显著作用.但细察其受益群体,仍然围绕服务业和农业展开,对那些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受损工人选民而言,依然面临无解困境.
双层博弈理论将两国之间的博弈区分为国家层面的博弈与各个国家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两个层面彼此联系又相互影响.
美国这种再分配体制的缺乏和不足,带来了美国内部利益集团对外贸易政策主张上的对立,美国国内贸易政治也围绕“自由贸易”产生了阵营分裂.这种内部的分裂又通过总统选情和总统贸易议程作用到美国对外贸易关系和政策主张上.
特朗普政府对此的回应逐渐演变成一种新的对外贸易关系模式：在对国内贸易受损者的处理上,美国拒绝通过国内政策进行调整,反而将之进一步外化——美国向贸易逆差伙伴国提出所谓的“对等贸易”政策主张,并以此为借口要求对方国家为本国贸易获益集团进一步开放市场,从而在绝对量上降低贸易逆差额度.
但是,这种主张只是在绝对量上解决了贸易逆差外,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贸易政治利益集团的分裂——受益者获益越来越多,受损者无论从国内还是国外都无法获得有效的利益补偿,受损者的反弹也会愈演愈烈.通过主张与贸易伙伴“对等贸易”解决贸易赤字,进而满足选民诉求,无异于水中捞月,缘木求鱼.
利益顺差地位的取得伴随着国内受损利益群体的出现,中美经贸关系共生性的存在又伴随着各自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平衡好这方面的关系,是保证互惠型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
按照目前的情况,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中,国内受损者——制造业和制造业工人的现状并没有缓解,按照美方诉求展开的中美贸易互动并没有为美国政府解决下岗工人失业的窘境.
由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传导给中美国际层面的双边博弈仍然会持续受到冲击.强调中美经贸失衡的美方在缩减贸易赤字、照顾农业及服务业利益集团并享受着利益顺差局面的同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有着政治意味的“贸易逆差”这一伪命题.
为此,推动构建和谐共生的贸易体系,才是中美经贸关系长期发展的出路.
总结:此文是一篇共生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2018美国经济走向和中美经贸关系 [摘要] 2016年美国经济延续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势头，各项指标总体表现良好，就业市场表现抢眼，美联储第二轮加息已经启动，市场前景向好。特朗普。
2、 基于脱钩视角的中美经贸关系 摘 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互补性的经济关系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美经济关系开始出现明显的“脱钩”特征，表现为美国经济稳定增长，而中国经济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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