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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的篆刻
邹典飞
李叔同篆刻的分期,应以一九一八年他正式出家为界,皈依佛门后,他诸艺皆弃,惟书法不废.而他的篆刻早年功力很深,取各家之长,且已形成独有的个人风貌,出家后为夏丐尊治印后,即封刀弃印.纵观李叔同的篆刻实践,有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因素在.
清末民初,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篆刻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许多书坛名家亦是印坛的先驱人物,像海派巨匠吴昌硕、遗老罗振玉.在艺术审美上,吴昌硕、罗振玉和李叔同分别代表了不同的阶层,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吴昌硕为职业的书法篆刻家,罗振玉则为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逊清遗老,而李叔同早年留学日本,他深受西方艺术理念影响,曾系统学习过西方绘画、戏剧、音乐,为早期受西方教育的学人.对于自己的书法,他晚年在致友人书中说,『朽人所写之字,应作一张图案观之则可矣.不惟写字,刻印亦然.仁者若能干图案研究明了,所刻之印必大有进步.因印文之章法布置,能十分合宜也.』可见,李叔同很早即在篆刻创作中尝试以西方美术构图的思路加以改进,其观点已经初具西方美术的『艺术上的原则』.
李叔同的篆刻艺术自然离不开他的书法,特别是他的篆书.对于书法学习,李叔同主张从篆书学起,并要研究《说文解字》,这样既可了解字源,也能增加书写者的兴趣,其后再学楷书,就不会写错字.同时先写篆书可以为学习隶书、楷书、行书打好基础,而取法篆书的范本,他认为应参考清人吴大潋的《说文部首》《字说》《说文古籀补》诸书.习书从篆始亦代表了清末民初时的一种习书风气,很多士人即从篆书开始他们的书法学习.
李叔同很早即临习篆书,幼年时他每日『鸡鸣即起,执笔临池』,后随天津书家唐静岩学习书法和金石,他的俗侄李晋章在《致林子青书》中曾回忆道『先叔（李叔同）刻石,就学于唐敬严（静岩）师,官讳玺记不清楚.学篆亦是唐师领导,此在十六七岁的事.藉知于金石之学,不是二十岁,即已深入,非凡人所及.』对于篆书,他曾先后临习《石鼓文》《峄山碑》《天发神谶碑》诸碑,加之其标榜清人的吴大潋《说文部首》《字说》《说文古籀补》诸书,因此他书写篆书基本上以小篆为主,《石鼓文》虽为大篆,但从他后世创作的篆书作品来看,他的用笔似乎更为遵从吴大澂的小篆笔法,这也离不开其师唐静岩的影响.从存世可知的唐先生晚年节临《散氏盘铭》中看,唐静岩书写大篆即采用吴大潋小篆笔法.对于篆书的理解,师徒二人似乎都难摆脱吴氏的影响,为典型的小篆风格.故此,唐静岩、李叔同的篆书风格应同归入清人篆书之余续.
在篆刻上,李叔同治印始于十二三岁时,最初观其父管账徐耀庭治印而萌生兴趣,后徐先生去张家口办事,他还专门写信嘱托云,『弟好图章、刻下现存图章一百块上下,阁下在东口,有图章即买数十块,如无有,俟回津时路过京都祈买来亦可,愈多愈好.并祈在京都买铁笔数支,并有好篆隶帖亦乞捎来数十部,价昂无碍等』可见他早年即好治印,但取法不做到而知,师从唐静岩后,他开始系统地将其篆书与篆刻相结合,二十岁时（一九OO年）,李叔同曾于上海《书画公会报》中刊有一篆刻例,『书例,篆隶行楷同：堂幅八尺四元,六尺三元,四尺二元；横幅、楹帖同例；屏条照减；名刺半元；纨摺扇半元,双竹小楷女扇、潮扇、写金、点品均应加倍；匾额、寿屏、碑志、手卷、册页等件另议.篆刻例：石章每字二角半,余件另议.』二十一岁时,他即刊行《李庐印谱》,一九一四年,李叔同在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时,与在校学生邱志贞发起成立『乐石社』,取『吉金乐石』之意,他被推举为主任,参与『乐石社』还有经亨颐、夏丐尊、费龙丁、陈达夫等,社址位于杭州后市内『臧社』旧址,并编印有《乐石集》附社员藏印一集,后李叔同加入西泠印社,一九一六年,经夏丐尊介绍,李叔同从日本杂志上看到『断食修养法』.于寒假期间赴杭州虎跑大慈寺断食三个星期,其间他还坚持练字、治印.皈依佛门前,他将生平所用之印交与西冷印社,叶为铭为其题『印藏』二字,凿壁藏之.
对于李叔同的篆刻风格,据笔者分析,其印风之形成受他的老师唐静岩影响极大,唐先生有《颐寿堂印品》传世,从印谱中可窥知唐先生的篆刻面貌.唐静岩治白文以汉印为宗,旁涉西泠八家、徽派邓石如、吴让之,风貌类明人.通过研究《颐寿堂印品》,可探知李叔同印风和唐静岩印风之间的联系.在白文上,师徒二人均标榜汉印,但李并未仅以徽派邓、吴面貌示人,而更多的是取法精整醇厚的汉印,刀法上纯任自然,追求自我,晚年他谈到其所用之刀为『刀尾扁尖而平齐若椎状者,为朽人自意所创.椎形之刀仅能刻白文,如以铁笔写字也.』像『大明沙门』『李息』二印,均为明显的西汉印风格,面貌古拙厚重、气息沉稳旷达；而『息翁晚年之作』『叔同』『弘一年六十以后所作』二印则带有鲜明的徽派印风遗存,刀法超脱,线条潇洒,似无着力之处,却不落尘俗.『广心』『生谥哀公』二印于形式上取法秦印,但章法布局别具匠心,生动不失典雅,气格远胜其师.
在继承传统上,李叔同并未盲目地推崇前人印风,而是在其师篆刻风貌基础上自我探寻,以『铁笔写字』,自由放逸.但如细心分析,会发现李叔同治印较少涉猎先秦古玺印,他虽于篆书上下过不少功夫,却未曾见其临摹甲骨、金文之作,且对于新发现之甲骨文、西北简牍、魏晋南北朝墓志他似乎也较少涉猎,因此其所治白文印忠实于吴大澂小篆风格,更多是考虑章法的合理布局,这与吴昌硕、黄土陵、齐白石等强调以篆法、刀法见长的创作风格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而李叔同所治之朱文印,较其师风格更有突破,还进行了一定的创新,他采用『扁尖形之刀可刻朱文,终不免雕琢之痕,不若以椎形刀刻白文能做到自然之天趣也.此为朽人之创论,未审为当否耶.』除追摹徽派邓、吴印风外,他的所治之印孕育着诸多西方美术构图特点,于章法布局上备下苦心,加之他早年精研《说文解字》,深谙小篆的发展脉络,对篆书结体了然于心,可以在治印中不破坏字法的同时巧妙地加以重组,增添了其作品中清新的活力.『叔同篆隶』『息老人』『一息尚存』『息翁晚年之作』四印即为李叔同追摹徽派邓、吴的典型之作；而『弘一』『弘一』『演音』『大明草堂』『一李息息霜』五印是他篆刻中颇具创新意义的作品,它们基于《说文》之上的合理排列,『弘一』二印带有明显的西方美术构图特点,整体设计安详和谐、生动而富有趣味；而『演音』印体现出李叔同篆刻的韵律美感和空间处理能力,『演』于印中故意放大,篆书水部流动自然,高妙处非常人能及.『李息息霜』印在布局上取法秦封泥,但结字却未遵循传统的秦印风格,更多的是利用自己的美术功底,个性地创造,对相同的两个『息』字,巧加变化,熟练地运用篆刻技巧,将容易雷同的『息』字处理做到和谐统一,达到了传统印风外的绝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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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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