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李约瑟问题辨析之澄清对陈方正教授答复之答复是适合方正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方正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拙文《“李约瑟问题”辨析——兼评“陈方正-余英时方案”》（简称《辨析》）发表于本刊2012年第5期,陈方正教授的文章《对“李约瑟问题辨析”的答复》（简称《答复》）发表于本刊2013年第2期.这两篇文章都主要涉及陈方正教授的著作《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简称《继叛》）.现就《答复》给以必要的回应.
一、关于“陈方正-余英时方案”的称谓
《答复》说：“‘辨析’文将余英时教授为敝著所写序文中的意见与该书混为一谈,称之为‘陈方正一余英时方案’,又在多处将我们并称,这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与错误.例如,该文说‘陈方正和余英时把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比作象棋棋艺和围棋棋艺之间的关系,进而把李约瑟问题彻底消解’,就完全错误,因为《继叛》书中从来没有用过两种棋艺作比喻,更绝对没有以之为理据来‘消解’李约瑟问题.事实上,余先生虽然对敝著多所谬许,但我们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陈方正2013,页73]
为了让读者识别我的这种“完全错误”,在此转述《辨析》中引入“陈方正一余英时方案”这一称谓时所作的说明：“陈方正教授在其力作《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提出对‘李约瑟问题’的消解方案,余英时教授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加强了这一方案,我们不妨称之为‘陈方正一余英时方案’.”[陈晓平2012,页79]
显然,我没有说余英时方案和陈方正方案完全一样,而是说前者“加强”了后者.不过,我认为余英时方案和陈方正方案的基本精神和思路是一致的,为了讨论方便,将二者并称为“陈方正一余英时方案”.如果陈方正教授对我的这种“并称”不满,我觉做到他应该在《继叛》出版之前就对余英时教授提出,即对他的棋艺比喻直接提出批评；《继叛》作者有必要就该书的核心观点与写序的人进行交流和讨论,特别是当写序者的观点与该书的核心观点相异的时候.
在我心目中,余英时教授是一位非常严肃和深刻的学者,在他为一本书写序的时候,一定是本着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的.如果他知道陈方正教授对棋艺比喻持有异议,他一定会在序中做出说明的；但他没有,而是以一种介绍该书核心观点的口吻提出棋艺比喻的.更为重要的是,即使从《答复》的有关论述着眼,我仍然看不出,余英时教授的“棋艺比喻”与陈方正教授的观点有何实质性的差别.为此,我们转入下一个题目.
二、“棋艺比喻”与“报纸比喻”有实质性差异吗?
《答复》重申了《继叛》的一个观点：李约瑟的“中国古代科学优胜说”“根本不能够成立,所以现代科学在17世纪出现于西方是其古代科学大传统发展的结果.等因此,所谓‘李约瑟问题’就失去了它的特殊意义,变为席文（NathanSivin）所谓‘类似于为什么你的名字没有在今天报纸第三版出现那样的问题’”.[陈方正2013,页77]
不过,《答复》和《继叛》都不否认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技术的肯定和赞扬,只是坚持“技术”和“科学”之间是没什么关系的.正因为此,即使把李约瑟问题从“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先进而现代科学却落后?”改为“为什么中国古代技术先进而现代科学却落后?”也没有什么意义,正如“你的名字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今天报纸第三版?”一样无聊.
既然陈方正赞成席文把中国古代科学或技术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关系看作类似于“你的名字”和“今天报纸第三版”之间的风马牛关系,那么余英时把中国古代技术和现代科学之间的关系看作是象棋棋艺和围棋棋艺之间的关系,这两种观点之间有什么实质的区别?我看不出来.因此,我认为余英时的“棋艺比喻”不是对陈方正方案的“误解”,而是一种“深入浅出”,说做到更加明白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说余英时加强了陈方正的消解方案,相应地,我把他们两人的观点连在一起统称为“陈方正一余英时方案”.应该说,这不是对陈方正方案的歪曲,也谈不上是“完全错误”.
三、关于“李约瑟问题”
前一节提到关于“李约瑟问题”的两种表述.前一种表述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先进而现代科学却落后?”这是我所谓的“强李约瑟问题”；后一种表述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技术先进而现代科学却落后?”这是我所谓的“弱李约瑟问题”.对于“强李约瑟问题”我基本接受陈方正的取消方案,因为中国古代“科学”并不先进.但对于“弱李约瑟问题”我不赞成陈方正的取消方案,因为“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要比象棋棋艺和围棋棋艺之间的关系近做到多,也比“你的名字”和“今天报纸第三版”的关系近做到多.
与此不同,陈方正教授则认为我区分强和弱两种“李约瑟问题”本身就是无意义的,因而也就不存在保留“弱李约瑟问题”的必要.《答复》中说：“引入所谓‘广义科学’的观念或者‘弱李约瑟问题’,并没有什么意义,它们并不能够改变‘李约瑟问题’的消解.”[陈方正2013,页79]然而,他说我在《辨析》中所提出的那个具体的“任鸿隽一李约瑟问题”（相当于“弱李约瑟问题”）很好[陈方正2013,页78].可见,陈方正教授对“李约瑟问题”的态度存在不协调甚至白相矛盾的地方.对此,我们略为展开,有必要把《辨析》中的有关论述抄录如下：
任鸿隽已经区分了“狭义科学”和“广义科学”,其区别在于知识是否建立于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之上；若是,则属狭义科学,亦即近代科学；若不必是,则属于广义科学,广义科学包括近代科学和一切分门别类的知识.不难看出,这一划分大致对应于李约瑟关于近代科学和古代技术的区分,李约瑟所说的近代科学的特征即假设的数学化和对技术的推论分别相当于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相应地,“李约瑟问题”可以用两种并行不悖的方式加以表述,即：
表述一：就广义科学而言,为什么古代中国的科学领先于西方,但近代科学却没有产生于中国而是产生于西方?
表述二：就狭义科学而言,为什么古代中国的技术领先于西方,但科学却没有产生于中国而是产生于西方?
在以上区分“广义科学”和“狭义科学”的基础上,“李约瑟问题”的这两种表述是相互等价的.二者都由前后两个部分构成,并且这两个部分是关于不同对象的.与之不同,《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表述的“李约瑟问题”却使人感到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所涉及的是同一个对象即科学,于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出现了：这同一个科学为什么在古代中国和在近代中国的差别如此之大?这样理解的“李约瑟问题”确实是一个谜,而且是一个无解之谜,因为它近乎一个逻辑矛盾即：甲既是A又不是A.我们不妨把这样理解的“李约瑟问题”叫做“强李约瑟问题”,而“强李约瑟问题”不仅是无解的,甚至是无意义的.[陈晓平2012,页78-79]
总结:该文是关于方正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参考文献：
1、 周总理促成李约瑟中国姻缘 编者按：本文口述者周尔鎏是周恩来的堂侄，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社会学教授。曾任对外文委、中联部的司局长等职务。还曾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以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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