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直隶总督天津行馆沿革遗址方位考略（上）是关于直隶总督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直隶总督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官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清代,天津“当河海之冲,为畿辅之门户,俨然一大都会也”,“九州万国贡赋之艘、仕宦出入、商旅往来之帆楫,莫不栖泊于其境,江淮赋税由此达、燕赵渔盐由此给.”[1]天津三岔河口地区具有“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的空间地缘优势,历史上交通便捷、漕运发达、工商辐辏、寺院祠堂云集、文教事业兴盛.而衙署林立、官气十足也是天津三岔河口地区的历史特征之一,尤以近代最为典型,且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直隶总督衙门为代表.这是天津清代政治经济地位不断抬升的显著标志.
位于天津三岔河口地区的直隶总督衙门相继有两处：一处是1870—1900年间的直隶总督天津行馆（以下简称天津行馆）[2],设在大胡同西侧；另一处是1902—1912年间的直隶总督衙门,设在窑洼浮桥（今金钢桥）桥头的大经路（今中山路）和李公祠大街交口.
关于天津行馆遗址的方位,在已见的今人著述中,并存两说：一是位于河北影院（也称河北电影院）或河北影院一带,二是位于东风影院（也称东风电影院）或东风影院一带.已知河北影院为东风影院的前身,更名为东风影院的时间不晚于1963年[3],但东风影院因1976年地震被损,后于1982年异地重建（新址位于红桥区新开大街和影院街交口的东北角）[4].因此,可以断定天津行馆遗址和异地重建的东风电影院毫无关联.
现经考证,河北影院遗址为今北马路天隆达商厦（也称天津眼镜城）所在地以北[5].而天津行馆遗址即在今天隆达商厦、东北角新华书店所在地及其以北一带.
一、天津行馆的历史沿革脉络
1.天津行馆的前身为长芦盐院公署
清嘉庆十年（1805）重修《长芦盐法志》卷二十《图识》载,“巡盐御史署,在天津三岔河口西北岸.初,长芦巡盐御史署在京师.御史每岁一巡直隶、河南、山东盐.天津向葺户部饷司衙署为御史巡舍.康熙七年（1668）,御史孟戈尔代疏请移驻于天津.雍正二年（1724）,商众鸠工重建,共屋百二十二间.西偏有五圣神祠,东旁有熏风烈日祠.御史莽鹄立莅此留任,立有敬事堂、绎志轩、环水楼,皆制记勒石.”[6]
长芦巡盐御史署的全称为巡按长芦盐课察院公署,别称较多（以下简称盐院公署）.
莽鹄立《重修长芦盐院公署记》载,“署后旧有射圃,在荒草中.客至较射,则取苇席以避风日.至是筑室三楹,趾三层、墙四周等予因题所居南室曰‘敬事堂’等题射圃室曰‘绎志轩’”.莽鹄立《环水楼记》载,“天津公署最后、岿然而高者,曰‘环水楼’.盖取河流潆绕、围环若带之义也.”[7]
而乾隆四年（1739）《天津府志·卷七》、清乾隆四年《天津县志·卷七》均载,盐院公署共计房112间,即：“照墙一座,东西辕门,东西旗杆台,东西鼓手台二间,大门三间,仪门三间,大堂五间,抱厦三间,二堂三间,三堂三间,环水楼三间,楼下房三间,厢房六间,公所五间（在东辕门外）,巡捕厅三间（在公所东）,书院六间（巡捕厅东首）,赉奏厅八间（在西辕门外）,号房二间（在大门东西首）,寅宾馆三间（在二门东）,关帝庙三间（在二门西）,皂快房六间（在大堂前）,吏厅三间（在二堂西院）,科房六间（在二堂后）,住房十四间（在环水楼东首）,书房三间（在环水楼西）,厨房三间（在书房后）,箭亭三间（在环水楼后东）,群房十四间.”[8]
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修天津府志·卷二十四》载,“咸丰十年,盐政裁缺,新设三口通商大臣,仍以为署”.[9]
2.盐院公署改为三口通商大臣衙门
第二次 战争后,天津被迫开埠.咸丰十年十二月三日（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请,“南北口岸,请分设大臣,以期易顾也等天津一口距京甚近.各国在津通商,若无大员驻津商办,尤恐诸多窒碍.拟请于牛庄、天津、登州三口,设立办理通商大臣,驻扎天津,专管三口事务.直隶为畿辅重镇,不能专驻天津.而藩臬两司,各有专职,亦未便兼理其事.拟仿照两淮等处之例,将长芦盐政裁撤,归直隶总督管理.其盐政衙署养廉,即拨给通商大臣,不必另议添设,以节经费.旧管关税,一并归通商大臣兼管,分晰造报.并请颁给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关防一颗,无庸加‘钦差’字样.仍准酌带司员数员,以资襄办.遇有要事,准其会同三省督抚、府尹,商同办理.庶乎呼应较灵.”[10]
但是,奕等并未料到,天津开埠之后口岸通商竟日趋发达,呈不可逆转之势.据其预判,“天津一口,将来办理通商,只有进口货物,并无出口大宗.如果日久贸易不旺,彼必废然思返.拟仍临时酌量情形,或将通商大臣裁撤,以省冗员.”[11]
“咸丰十年十二月间,崇厚由长芦盐政改授三口通商大臣”,但其“职分较卑,按照条约,并无载明通商大臣和领事交涉仪式,往来公文俱用照会平行.迨崇厚荐升侍郎,相沿已久,碍难更改.”[12]
清同治九年（1870）八月,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改为北洋通商大臣衙门.
光绪十年（1884）《畿辅通志》卷一百三十《经政略·公署》载,“总督行署在天津府城外东北隅,本长芦盐运署.咸丰十年,设三口通商大臣,即以为署.同治间裁缺,改为总督行署（《天津县志》）.”文中“本长芦盐运署”一语为误载,应为“本长芦巡盐御史署”所在地.[13]
3.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改为天津行馆
据同治九年十月二十日（1870年11月12日）寄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遵议毛昶熙议撤三口通商大臣条陈一折,洋务、海防本直隶总督应办之事,前因东、豫各省匪踪未靖,总督远驻保定,兼顾为难,特设三口通商大臣驻津筹办,系属因时制宜.而现在情形,则天津洋务、海防较之保定省防关系尤重,必须专归总督一手经理,以免推诿而专责成.著照所议,三口通商大臣一缺即行裁撤,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著归直隶总督经管,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以昭信守.其山东登莱青道所管之东海关、奉天奉锦道所管之牛庄关,均归该大臣统辖.通商大臣业已裁撤,总督自当长驻津郡,就近弹压,呼应较灵.并著照所议,将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李鸿章现任直隶总督,当懔遵此改定章程,将洋务事宜悉心筹划.海防紧要,尤须统筹全局,选将练兵,大加整顿,铭军酌留若干营曾否定议,杨村、河西务、王庆坨等处应否修筑炮台拨营分驻,均著该督酌度情形,妥为筹办.畿辅水利本宜讲求,而畿东尤亟,应如何设法宣泄,以利农田而固封守,著该督慎选贤能之吏,次第兴办.至天津新、钞两关税务,应否添设海关道一员,专司其事,著李鸿章一并酌议具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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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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