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改革开放以来党派监督历程是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改革开放以来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党派对中国监督的历程总体经历了前期的初步发展、中期的破坏停滞和改革开放后逐步恢复与发展的阶段.本文通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党派监督的历程,结合历史与现实分析了党派对中国的监督有其存在并继续发展的必要,我们要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好地促进其发展.
[关键词]党派 监督 改革开放
自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正式提出中国与各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之后,党派便履行职能,对中国和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但这一监督历程受历史各阶段局限性的影响,呈现出在挫折中前进的特点,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初步发展和中期的破坏停滞,再到改革开放后的逐步恢复与发展的三个阶段.在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执政党意识到,需要团结各党派等社会政治力量来共同推进国家现代化,因此,党派的参政党地位得到恢复巩固,以此为转折,党派监督也迈入了稳步发展的新时期.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派监督职能的再确立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派监督职能的恢复与发展
自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国合作事业在恢复的基础上蓬勃发展,党派的参政党地位重新得到恢复,其监督职能也得以重新发挥与发展.主要表现为：第一是阐明了与党派的本质关系,重新明确了新时期党派的性质和地位.1979年,指出：“各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等是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二是明确提出我国合作的总方针,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十六字方针”是对先前“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的补充、完善与发展,两者承上启下、相辅相成.第三是总结经验教训,推动合作和监督理论的创新与制度化建设.1989年颁发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再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的变化,重新对党派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阐释.该《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党派是我国的参政党”并重申了党派履行监督职能、发挥监督作用的重大意义.第四是“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这一概述在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作为重要内容写进了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序言部分,这标志着党派的监督有了根本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
（二）新世纪新阶段,党派监督逐步向制度化、程序化方向推进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和社会主义政治的不断发展,党派监督的必要性、功能与作用也日益凸显,执政党越来越重视党派监督职能的发挥,大力支持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第一,2005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首次将党派监督的政策与理论作为单独内容进行阐述,指出中国与各党派之间的监督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意见、批评、建议等方式进行的,属于政党之间的政治监督.此外,该《意见》还对监督的内容和形式作出了重要阐述以及对如何完善监督机制提出了具体要求.虽然该《意见》距1989年颁布的《意见》之间已相隔16年,但在这16年間,党派的监督领域已逐步深入行政和司法系统,且方式不断深化、改进.第二,2007年发表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在总结、归纳、整合、升华合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监督”作为我国合作制度价值和功能得以实现的五大重要原因之一并对其进行了重要阐述：代表着社会上（除外）各类群众具体利益和要求的党派,通过履行监督职能向中国反映社会上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这种体制外监督加上自身的体制内监督,再结合社会上群体的监督,有利于促进执政党实现既科学又的工作.第三,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从健全社会主义协商制度和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两个维度,均提到加强党派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也对党派监督职能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如“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党外人士要敢于讲真话实话,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监督要动真格的、要真监督”、“监督要密切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要健全完善监督制度和机制”等,这都体现了以为核心的党对党派监督的重视.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派的监督取得了良好效果
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履行职能,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开展监督、建言献策,取得了良好效果.
例如,十二大决定,准备从1983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整党整风.在听取党派意见的过程中,88岁高龄的胡厥文就在其书面发言中指出,民建和他本人坚决支持整党整风运动,但建议在整党过程中,一定要做到整党、生产、工作各不误,不仅要充分听取党外群众的意见,也要有具体的、适当的措施和制度等.他的这些意见引起的注意,并在工作中予以吸取.又如,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我国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一批“官倒”企业和皮包公司,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1989年4月上海市政协七届二次会议召开,针对当时热门的“官倒”（或称“太子公司”）企业存在着政企不分的问题,时任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的诸尚一就对这种现象与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进行了讨论.诸尚一当时在会上直接起立发言：“朱市长,我提一点想法.社会上有人反映,××公司是‘官倒’,是市府的‘小金库’,如果真是这样,我建议给予撤销.”朱镕基当时便正面给予回复,该公司不是“官倒”,但确实存在政企不分问题.几个月后,市政府便决定将该公司中与政府有关的部门全部脱离联系,而且还特别邀请诸尚一参加研究清理整顿事项.当时,有人担心诸尚一的“直言”可能会得罪某些领导,而他则坦然：“我是作为政协委员提出看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另外,党派还对转变企业经营方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政府职能等社会经济问题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种种消极现象进行了监督并提出了大量意见和建议.如1994年,民建针对公款购买汽车问题以及市场经济建设初期出现的种种市场失范行为进行了监督,提出了《关于严格控制公款购买汽车,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的提案；1999年,针对在建国50周年活动中出现的铺张浪费现象,民盟政协委员则呼吁,“庆祝活动既要隆重又需节俭”；2001年,农工党针对各地在选拔干部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在九届全国政协四次会议上提交了《建立确保任人唯贤的领导干部选拔机制的建议》.党派就社会经济生活中种种消极现象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基本上都是切中时弊的,基本上都被中国所重视,且大多也被采纳.
三、改革开放以来党派监督的经验总结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党派监督的大概历程,其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其一,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是党派监督职能长期顺利发挥的前提.因为只有有了制度性的规范和法律性的约束,才能克服监督在一些具体实践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才能确保党派监督职能的真实性、有用性和实效性.其二,必须摆正和把握好监督的位置与关系.监督是中国执政党与参政党相互依存的重要前提,但监督是合作中的监督,并不是对立的监督.因此,党派监督不仅仅是党派自身的事,也是的事.双方都需秉承同一个立场,即均是为了中国政治的更好发展.其三,和党派都需加强监督建设.一方面,中国要正确面对党派的监督,正如1979年所说：“我们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的“三不主义”给当时的党派和党外人士吃了一颗放心丸和定心丸.另一方面,则是要加强党派的自身建设,逐渐克服其目前在履行监督职能这一方面存在的监督责任意识淡薄、不敢监督或监督无效等问题.
自古以来,人类追求的过程同时也是对权力监督与制约的过程.不可否认,特定历史阶段党派监督出现了一些挫折,我们要吸收经验、吸取教训,摆正好与各党派的位置,把握好双方的关系,指导好当下党派监督的大方向、大原则,确保党派监督有主客观条件的保障,保证党派监督职能发挥实效性,推动监督朝制度化、程序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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