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巫史文化对商周青铜礼器形制演变的影响是大学硕士与本科青铜礼器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青铜礼器方面论文范文。
[摘 要]青铜礼器是商周时期身份与权利的象征,代表着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反映出当时上层社会的精神崇拜.青铜礼器形制的演变,不仅是生产工艺的变化,一定程度上还受精神文化的影响.本文从商周青铜器的形制变化角度入手,结合商周对“巫”与“神”的不同理解观念,试析巫史文化对青铜礼器形制演变的影响.
[关键词]青铜礼器；巫史文化；形制演变
青铜器是商周文化的重要标志,在青铜器中有的重要地位的礼器,更是作为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载体,凝聚着物质元素与精神元素.毫无疑问青铜器形制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制作生产力、工艺和技术的进步,也有是精神文化的的推动力,巫史文化就是一支重要的精神力量.本文重点研究青铜礼器形制的变化与思想文化变化的关系,首先从形制变化切入,梳理青铜礼器形制的演变,然后重点探讨巫史文化变迁对形制演变的影响,思考青铜礼器形制变化与思想变化的关系.
一、商周青铜礼器形制演变
在青铜时代初期,限于生产力的约束,青铜器种类少,形体小,造型简单；形制也比较单薄、粗糙,素面或较少施纹,主要是小件的工具和兵器,并且是仿造陶、木、蚌器而制作的,青铜礼器仅限于饮酒器爵.这与史前陶器组合有着很大的关系,精神崇拜上也是处于相对原始的阶段.
商代早期,青铜礼器在青铜器中占主导,通常是成套的,表现了礼制的发展和国家机器的加强,青铜器体积增大,规整庄重纯朴,有了独特的造型,这与神的思想占主导有关.形制上有明显特征：鼎锥足、爵平底,觚形器体较矮,器物表面的光滑度差,内表面形状与外表面相同,多留有合范造成的痕迹（1）.商代武丁开始,器形多变,造型准确,器壁均薄.到了商代晚期,青铜冶铸业有了较大发展,品类较全,形式多样,造型设计和铸造工艺等方面都有较大的突破和创新铸造,铜质优良,形制凝重结实,纹饰繁丽雄奇,镂雕生动清晰,种类繁多（2）.还可细分为殷墟时期前段、中期、后段.前段新出的器形有方彝,高颈宽口椭扁体壶,敞口束颈椭扁体觯、觥等,还出现了鸟兽形尊等前所未有的新形式及设计成半容器半动物的式样,方器这时大为发展；中期鼎的变化比较大,新出现的形式有自器腰以上收缩、口唇外翻的鼎,中小型鼎,还有一种容器部分很浅的柱足或扁足鼎,
原来比例偏低的体型在这时有了显著的增高趋势,有的圈足特别高；后段铭文有较大发展,根据内容记载可确定一批标准器或标准器,体似觚形的无肩尊和椭扁体卣是此时期新出现的典型器物（3）.而觚、爵等形体渐小,逐渐失去实用的性质,开始向专为死者制作的随葬冥器过渡（4）.与二里岗相比,晚商时期的青铜器造型庄重,纹饰复杂而多变（5）.
西周早期青铜工艺沿袭商代后期凝重典雅的风格,酒器稍减,食器增多,很少出现新器形；穆王时各方面发生的急剧变化,打破了商以来陈旧模式,开辟了青铜文化新天地,造型设计和纹饰结构方面有许多新突破,基本上放弃了青铜纹样对称构图的规律,把形象图案变为抽象的纹样,装饰图案产生较为活泼的效果（6）.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新式样,穆王、共王时期尤为明显,懿王、孝王后,传统式样渐渐淡化,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旧时的痕迹（7）,鼎的器形比较复杂,存在新旧两种形制,柱足或兽蹄足的垂腹鼎.无论大器或是小器,和西周早期相比,体宽而腹较浅,出现在昭穆之际,以后成为盛行的式样；还出现一种形如大锅壮大敞口圆底兽蹄足鼎,称为盂鼎；簋的新式样做弁口扁圆体,环耳,圈足下又有三柱状足,全器作平行横条状,此后非常流行此样式,最终完全取代传统式样.
二、巫史文化对青铜礼器形制演变的影响
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的形制经历了一个由简单、粗糙到庄重、繁缛,而后又变为简朴,由凝重到生动的发展演变过程.青铜礼器形制的变化是伴随着社会的演进,也是伴随着精神文化的变迁.实物遗存本身所具备的各种特征可以揭示物质文化发展演变历程,构建出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和编年体系,而进一步探讨其内在或本质性的历史文化内涵,就需要探索意识形态领域思想观念的变化.反过来,通过梳理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亦可探寻形制演变的原因.
商代时,“庶民劳动培养出拥有较高知识的人物,巫和史.巫、史都代表鬼神发言,指导国家政治和国王行动.巫偏重鬼神,史偏重人事.”（8）巫”被认为是可以与神进行沟通的,国家的大小事都要请鬼神指导,这就必须得到巫史的帮助和指导.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王朝时期,原始氏族社会的“巫”起了很大变化,“他们脱离了氏族长或部落首领兼巫的职能,成为一种专职的职业”.（9）有了文字后,这种专职的巫是最早掌握和使用文字的人.“史”就是由宗教神职转化为朝中职官的人.宗教巫者们就是为本氏族、部落统治者效力的人群,巫史们有一个愈加政治化的过程.有学者就将我国先秦时代巫与史的发展过程称为“巫史文化.
商代早期,殷人对神是一种敬畏与崇拜之心.尚不具有道德上的意义,是“敬而不亲”,其天帝观念不含有德、民、人等内质,是一个纯粹至上的主宰神.商代的礼器呈现的是一种神秘的威力,让人生畏.不论是祭祀天地神灵还是祖先神,殷人在观念中更多的是“畏”,而非“敬”.它试图唤起的是一种恐惧之感,让人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与无力,在恐惧之后,才会有惊奇和赞叹的情感.这类似于悲剧唤起的恐惧之感和英雄气概,所以具有一种崇高美.殷人为了“尊神”和“先鬼”,祭祀活动成为必不可少的礼仪,普遍的以奴隶作为祭坛的牺牲,这种经常的、大规模的屠戮使得整个社会长期弥漫着恐怖的氛围,这也是凝聚在商代青铜器上的那种森严、可怖与庄严交织的造型艺术图案和纹饰特征的历史社会根源（10）.
周人损益殷人的神学观念体系,改造殷商的“帝”为“天”,赋予天以意志,形成了自己的天命观,同时也大大完善了祭祀礼仪形式（11）.青铜礼器作为国之大事的祀神之器,必然要与隆重、庄严的仪式相符,其造型、纹饰上的厚重、典雅是不可或缺的气质.殷商既崇敬祭祀天地神灵,又崇敬、祭祀祖先神,但不敢直接向上帝有所祈求,而是请先祖转向上帝祈祷；周则更注重信奉和祭祀祖先,对自然神略有淡化.不同的祖先观念则会很大程度影响祭祖礼以及与祭祖礼相关的事物、制度等.祖先崇拜由畏惧到亲敬,使得青铜礼器的风格发生转变,这种转变不是根本性的,而是一种不显著的、缓慢的,殷周青铜器特有的狞厉、崇高的美是是不会发生根本变化的.但不能否认的是“青铜艺术散发的那种严重命运气氛”（12）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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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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